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家莫言说自己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他要把所有翻译过他作品的翻译家都请到山东高密老家去做客，他将尽地主之谊盛情招待他们。莫言在日前于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闭幕的2017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做这一表示，自然是为了表达他对这些让自己的作品走向世界的翻译家的感激之情。正是得益于他们，他才获得诺奖。而莫言的获奖作为一个契机，也在很大程度上刺激并带动了世界各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兴趣和热情。

　　如果说莫言的梦想有可能实现的话，则是基于浙江文艺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所说的一个前提——现代社会的便利，使得各种形式的国际交往成为了可能，由此为文学翻译提供了方便。“应该说，现在翻译家处在一个比较幸福的时代，当他们翻译某一个国家作家的作品时，只要有条件，他们可以到那个作家的作品里写到的地方去体验生活，这对他们做好翻译肯定是有好处的。”

　　而即便是很多翻译家，不能如莫言所愿的那样，来到自己所翻译的作家描写的地方体验生活，类似一年一度的图博会这样的活动，也至少为他们搭建了一个平台，让作者和译者之间有了面对面的交流。正因为此，翻译过莫言作品的阿尔巴尼亚翻译家伊里亚兹· 斯巴修、缅甸翻译家杜光民、保加利亚翻译家韩裴，以及以色列汉学家、翻译家科比·李雅各，才得以和莫言在8月23日于图博会现场举行的“莫言作品国际传播沙龙”上共话“中国文学与全球化时代”。

　　交流与共话必须是双向且平等互惠

　　这样的交流与共话，自然必须是双向的，并且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但不可否认的是，很长时间里就像莫言说的，中国作家只是单向地接受了外国文学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主要接受了苏俄文学，还有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到了八十年代，随着大量西方文学的引进翻译，我们对美国以及西方各国带有现代派色彩的作品也有接受和了解。很多作家在写作中也不知不觉接受了这种影响，甚至在情节上也有模仿，有一些现在看来模仿得比较笨拙。”

　　作为中国文学从一味接受外来影响到逐渐走向世界这一过程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莫言坦言，那时中国作家们还没有平等交流的迫切需求，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向外国作家学习的同时，不能忘掉了自己的根。因为即使学得再像，你写出来的也只是二手货。因此，中国文学想要在世界文学大格局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就必须写出中国特色来，而中国作家要想在世界作家群体里，取得一个令人瞩目的位置，也得创造出鲜明的个人风格。“众多中国作家对写作个性化的追求也就汇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走向世界。”

　　某种意义上，也因为中国文学到了这一阶段，走出去的呼声才日渐强烈了起来。在莫言看来，强调中国文学走出去，无非是作家们有了强烈的心理需求，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被世界上更多语种的读者所阅读、接受，从而达到一种人与人、心与心的交流，而这样的文化交流必须是双向的。换言之，只有当中国文学的作品被翻译成世界上众多的文字走出去，变成了外国读者手里读物的时候，这个所谓的中外文学交流才算是真正的完成，才算是真正变成了现实。

　　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莫言展望道，只要中国作家努力地写，只要作品被各国翻译家不断地翻译出去，总会有国外的作家，尤其是年轻的作家，阅读我们的作品，并从中受到启发。“就像我们阅读国外的文学作品，非常坦率地承认受了他们的影响一样，假以时日，也许会有国外的作家，也说自己受到了中国某一位作家的影响，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只有这样，世界文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存在。你读我的，我读你的，大家一起来交流，来共同提高世界文学的整体水平。”

　　而在中国文化交流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文学的重要性，正是因为如曹元勇所说，虽然政治体制、文化传统、以及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方式等等，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形象，但毫无疑问，作为一门语言的艺术，文学最能塑造、也最能呈现一个国家、民族在不同时代的文化精神和内在气质。同时作为语言的艺术，文学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民相互认识了解的最好的中介。

　　如其所言，虽然阅读一个国家的历史书籍等等，也可以让你对其有一定的了解，但这跟阅读文学作品是很不一样的。莫言引用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的一段话说，阅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就仿佛是去了一个人家的家里做客一样，你可以看到他的客厅，他的厨房，可以感受到这个家庭独特的摆设，甚至闻到它区别于另外一个家庭的不同的味道。“只有你读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才会深入到它的家庭里面去，才会感受到那种浓厚的生活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