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胡安江质疑西方世界翻译中国文学，究竟是翻译“文学”，还是翻译“中国”时，他实际上要阐明的一个基本事实是，文学翻译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文学问题，也不是一个只要跨越语言障碍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同时受制于文学之外诸多因素影响的综合问题。

　　胡安江是在日前于上海师范大学举行的“首届外国文学与文学翻译研究新思路青年学者峰会”上做这一表示的。在他看来，就中译外而言，在语言的表象之外，深藏的是各类赞助人体系与各种利益之间的互动与博弈。“西方文学系统内外的专业人士、各类赞助人，以及主流意识形态、主流诗学、权力势差、文化失衡等多种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西方读者阅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兴趣。”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何以如胡安江所言，海外的商业出版社在选择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时，总是青睐那些在他们看来能反映中国现实的作品；何以从传播与接受的现实考虑与市场推广出发，英语世界总是有意识地发掘并放大符合西方主流文学传统的“寓言反讽”和“伦理写作”等叙事手法。“他们那么做，显然是在以种种‘变形记’，拉近中国文学与西方读者之间的审美距离。”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因为，如胡安江所说，因为历史原因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使得西方读者比较依赖中国文学作为了解中国的文献资料，从而对文学做“政治化”与“伦理化”的解读。“也因为此，如何让中国文学在外译过程中回归文学的‘正途’，或许是我们在文学‘走出去’进程中需要认真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