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科举制度的地位日益显著，整个社会由此成为“科举社会”。与此相对应，较之前代，科举制度本身也更为严格和细密，这尤其体现在对于科举舞弊的限制上，有时甚至达到了严苛的地步。明清的科举考试实行一整套极为严密的防范舞弊措施，例如考官在阅卷之前，考卷要经历弥封、誊录、对读等一系列复杂的程序，对每个有可能出问题的环节，都从制度上尽力加以防范。但即便如此，明清两代的科举舞弊案件仍是屡见不鲜。

　　这些不仅体现在明清两代人的各种记述中，也显现在明清之际的士人抒发在文学作品中的各种牢骚和怨气里。特别是通俗小说，对于这些情形都有着更为详尽而细致的承载，以至于留在读者印象中的明清科举，更多的时候不是一种严整有序的制度，而是显现出弊窦丛生、乱象纷呈的状态。

　　难以悉举的舞弊大致可分为三类

　　在通俗小说中，可以看到形色各异的各种科举舞弊，便如《女开科传》中所说：“要知那科场中，如买号、雇倩、传递、割卷、怀挟种种弊窦，难以悉举。”可归纳起来，这些难以悉举的舞弊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士人依赖自己的力量，或是彼此间的协助便可完成的，例如怀挟；第二类是要买通与考试相关的工作人员，如衙役、吏员等才能加以实施的，诸如买号或是割卷；第三类则是要求助于更高层的考务人员，即考官，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舞弊，最典型的便是关节。这三类舞弊实行的方式不一样，需要达成的条件不同，在难度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相对说来，最简便易行的是第一类，可第一类也往往最容易暴露。在《生绡剪》之《有缘结蚁三朝子，无意逢人双担金》里，贾慕怀的大儿子在乡试中，“做了怀挟，察院打了三十，枷死在贡院门前”。

　　第二类舞弊要麻烦一些，不仅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在手续上也更为复杂。在《燕子笺》里，鲜于佶找到的是自称在考场内掌案“一切场内编号誊卷”事宜的书辨臧不退，臧不退献计道：“这些号数都在我手里编过的，只出场时，上心访着那位朋友中文字做得极好的，便将他甚么号数，察得明白，我悄悄打进去，把两家卷上号改了，如替你做文章一般，又没形迹，此是十拿九稳必中的计较。”而鲜于佶运用此法最终竟然考上了状元。

　　操作的难度层次更高，同时保险系数也更大的则是第三类舞弊。在《二刻醒世恒言》的《高宗朝大选群英》中有这样一段话：

　　张慤只因当日未入场时，圣旨命下，着他典试，就有一班的乡亲、相识、朋友、知交私下来谒见，说道：“尊亲既是典试棘闱，与众亲有光多矣。但得幸示一言，待某等亦得少沾光荣，造就桑梓，感德不浅。”张慤就故意的作色大言曰：“丕休哉！”立起身来，拂衣而入。这些众人，也有会意的，就文中用着这“丕休哉”一句的，张慤寻见，也都取中了。

　　可以看到，要想完成第三类舞弊，需与考官有不错的交情，同时还需要有过人的领悟力，能够从考官的只言片语中敏锐地察觉到关节的所在，否则，便是亲如考官女婿者，也不能中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