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与强权、和平与对抗、公平与歧视、真相与遮蔽，不仅是2016年美国年度政治热点，也是年度文学的关键词。

　　文学，艰难中的选择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2016年，是分外艰难的一年，无论是政治抉择、经济状况还是道德信念，莫不如此。当年11月，《时代周刊》将该年年度人物评给了当选总统特朗普，题词是“唐纳德·特朗普：美利坚分裂国总统”。用“Divided”（分裂）取代“United”（合众），《时代周刊》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在当下的深刻困境。而这种困境，并非特指特朗普在11月份的获胜，而是喻指在竞选这一年中所呈现出的种种变异了的、偏离人们理想与常规价值观的政治格局与社会现象。

　　然而，吊诡的是，在如此艰难的一年，美国文学却似乎表现出空前的“合众”（United）与繁荣。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地呼吁文学要关注现实、要回归日常生活，人们也从未像现在这样迫切需要通过文学去表达、去寻找答案。

　　是年，美国文学的头等大事，无疑是鲍勃·迪伦“意外”地荣膺诺贝尔文学奖，在震惊世界的同时，也引发美国全民热议，进而追问文学的本质和疆界究竟何在。还是在2016年，趋向“分裂”的世界局势和美国政界都促使作家和民众更为一致地关注人们生存的困境。如果说种族问题是2015年美国文学的焦点，那么，这一焦点在2016年无疑触发了人们更加强烈的呼喊。面对近在眼前的生死、强权、贫穷和种族问题，2016年的美国文学传递出一种回顾历史的勇气、追问真相的信念和以艺术反抗强权的智慧。

　　鲍勃·迪伦：“诗”经由“歌”，而落地生花

　　2016年10月13日，当75岁的美国音乐人迪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一经公布，美国人可谓喜“虑”参半。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世界各地，基本上分为立场较为鲜明的对立两派，一派认为迪伦作为美国乡村音乐和摇滚音乐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认为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吟游歌手（或者说吟游诗人），获奖当之无愧；一派则认为，这是瑞典皇家学院的一次错误选择，无论如何解释，都无法改变迪伦作为音乐人的身份。迪伦获奖究竟是一个“伟大的选择”还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存在广泛争议。这种争议反映出人们对于当代社会中文学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于文学边界的重新定义。斯蒂芬·金、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和萨尔曼·拉什迪等当代美国知名作家均对迪伦的文学成就表达了赞誉，称其为“吟游诗人传统的最杰出的继承者”。考斯塔亚·肯尼迪在《时代周刊》的评论文章中说，“无论是听还是读，鲍勃·迪伦的歌词都带有伟大诗歌和小说的显著特征，充满隐喻并且蕴含着丰富的情感”，“他的语言超越了时间”。

　　颁奖词称：迪伦“在美国歌曲的伟大传统里，创新了诗意的表现手法”。院士兼学院常任秘书萨拉·达尼乌斯解释说，迪伦的作品虽然可“听”，但也完全可“读”。在此意义上，迪伦取得了与荷马和萨福一样的文学成就。

　　诺奖评委霍拉斯·恩格道尔对授奖词和争议给出了详尽解答。他首先追根溯源地指出，在遥远的过去，所有的诗歌都是被吟唱的，所有的诗人都是行吟诗人。其次从文学建制出发，当一件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属于最高层次时，再去追究作品的文类之别就已经失去意义。再次就社会意义而言，在一个最不可能的时代，在属于留声机唱片的商业时代，迪伦将一种升华的形式回馈给了诗歌语言，而这种诗意的形式自浪漫主义诗歌以来早已不复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迪伦属于伟大的文学家布莱克、兰波、惠特曼和莎士比亚的行列。

　　事实上，迪伦早已成为文学现象与学术研究的课题。迪伦将文学隐喻引入音乐，常在歌词中援引古典与现当代诗歌，且出版有诗集与传记， 2016年11月，美国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推出了迪伦的名为Lyrics: 1961-2012 的书，从迪伦50年来已发行的31张专辑中选出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在这里，Lyrics自然是歌词，但它的的确确也是“抒情诗”。

　　将文学奖授予音乐家，看上去模糊了音乐和诗歌的界限，但实际上，一方面是回归文学最原初的形式，另一方面则是拓宽当下约定俗成但却可能是固化了的文学疆界。文学最原始的定义就是指所有书写出来的作品。只不过人们后来把文学限定为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再发展到后来，文学的形式似乎就仅限于诗歌、小说与戏剧等。从现实看，迪伦获奖的确突破了传统文学的疆界。但事实上，文学的边界一直在拓宽。正如达尼乌斯所说，其实时代一直在发展，文学并非固定不变。文学一直在变化，且还会继续发生变化。现如今，网络文学、电子文学产品的出现，同样都是对文学样式的一种突破。

　　在我们看来，迪伦获奖是在告诉人们，“诗”，可以经由“歌”，而落地生花。诺奖的选择并未与文学传统相背离，而是与大众文化的一次握手言和，既拓宽了文学的疆界，也在商业化时代让文学发出了独特的“音乐之声”，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阅读文学回归到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