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新探》由论语学领军人物唐明贵先生与刘伟先生合作撰写，2014年6月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唐明贵先生继《论语学史》（被誉为“中国大陆第一部《论语》通史”）之后，在论语学领域的又一部力作，足以引起学界特别是论语学研究同仁的广泛关注和重视。

　　对于这本书的地位及价值，颜炳罡先生在序言中给予了高度评价，笔者认为是非常中肯和到位的。例如，他认为“作者纵横于两千多年的《论语》诠释史之间，既尽量继承长期的历史发展积淀下来的《论语》智慧成果，又能深入《论语》本身，从思想、文学、孔门弟子、孔子形象之角度解读《论语》，探寻《论语》的新真义，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正如颜先生所言，时下不少解读《论语》的学者，可谓自说自话，对《论语》诠释史则鲜有触及。即便有所涉及，也是蜻蜓点水，一笔带过。而《论语研探》这本书，则恰恰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此外，作者在著书时持论客观，求证严谨，资料翔实，剪裁得当，这也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下面，笔者将结合《论语研探》这本书的内容，对于该书的新见解、新思想、新观点做一归纳，并就教于作者、学界同仁、大方之家。

　　首先，作者对《论语》诠释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嬗变过程划分为五个时期，并予以了论述。作者认为，第一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两汉时期。在此时期，论语经历了张禹和郑玄的两次编辑整理，参照会通《齐论》、《鲁论》和《古论》，使得论语文本基本定型。两汉时期，西汉以释讲《论语》大义为主，故多称“说”，而东汉以对《论语》中的难解字句加以解释疏通为主，故多称为“注”。这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学术风格，西汉重今文经学，所以疏通文义为主；而东汉重古文经学，所以以名物训诂为主。第二个时期大体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援佛解经、援道解经的兴起，专著大增，多元发展，论语体例发生重大变化，魏晋以“集解”为主，南北朝则主要以“义疏”为主。第三个时期是隋唐时期，统治者以《五经正义》统一思想学术，垄断经典解释权，士子则以仕途通达为务，不再务求新说，研究乏善可陈。第四个时期是宋元明时期，论著数量大增，注解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注重文字的解释，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义理的解读和阐发，由训诂以通义理，《论语》学由此进入宋学（理学）阶段。第五个时期是清朝时期，重考证，产生了不少以辑佚、考异、辨伪、注释为主的《论语》研究新成果。

　　作者对于论语学发展的这几个关键的历史时期之梳理、把握和认识，都是非常深刻的，历史内容丰富博大，而能使之简约清晰，殊为不易。在此，笔者也希望作者能对清代以后，民国乃至现代的论语学研究和成果做一归纳概括，使得历史与现代能够进一步接续起来。

　　第二，对于孔子家世生平的考察过程中，笔者发现作者认真的对历史史料进行整理归纳外，还运用了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手段取得的许多传说资料，例如说孔子“龙生虎养鹰打扇”、“扳倒井”的故事等。此外，孔子对季桓子凿井所得的坟羊，对于吴国所得的防风氏之骨的准确推测和辨析，也有考古学的精神在里面。这在现代儒学研究中比较鲜见，因为这是一种社会学、考古学所用的较多的研究方法，作者能自觉运用到儒学、《论语》学的研究中，从诠释学的角度来看，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的学术研究不仅要形而上、高大上，还需形而下、接地气，普及广大人民群众，有时也需要用民间传说故事、用最新考古发现等吸引广大读者；同时，借此契机，学者亦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之于众，使得人民群众对之有一个客观清醒地认识，增加科学知识，提升理论素养。

　　第三，在对《论语》中的思想进行论述，作者可谓条分缕析，穷尽史料，同时又分门别类，宏观统摄，做了现代分科式的探究考察。作者所研究内容涉及《论语》中的哲学思想包括天命思想、鬼神思想、死亡思想、中庸思想、逻辑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修身之道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逻辑思想一节。因为历史上的学者似乎对于孔子的逻辑思想并未有过什么专门研究，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论语》主要是孔子的思想格言警句汇编，似乎谈不到什么逻辑思想。然而，作者却对孔子提出的概念——“名”，判断——“言”，推理——“思”，进行了理论系统考察，特别指出孔子在推理方面的重大贡献就是提出了“能近取譬”和“举一反三”的类比推论方法。此外，作者还对孔子关于思维规律的思想进行了论述。这些真知灼见发人所未发，极富理论创造性。

　　第四，对于孔子形象的论述，亦是本书一大亮色。因为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孔子时，往往着眼于孔子的生平事迹和思想，而对于其形象问题，专门研究者很少。本书采用了人物历史还原的方式，从对孔子人格的品评（包括孔子自我评价、孔门弟子对孔子的评价以及他人对孔子的评价）、孔子的日常生活（包括对不明确或重大事情比较慎重、与他人交往非常注重礼仪和私人生活比较严谨）、孔子点评他人（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对时人的评价以及对弟子的评价）等几个方面入手，为读者一一分析解读，使得孔子的伟岸形象在读者心中逐渐清晰并树立起来，让我们真正认识和体会到孔子的确如颜回所言的那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论语?子罕》）。

　　第五，对于孔门弟子的研究，近年来逐渐受到学者们重视。曲阜师范大学的骆承烈先生、黄怀信先生，曲阜孔子研究院的杨朝明先生，立足于圣城曲阜的资源优势，很早便开展了对孔门弟子的深入研究，并有若干专著问世。其他学者亦是不甘落伍，纷纷加入到此研究阵营。而本书作者亦是充分认识到孔门弟子研究的重要性，故专门辟出一章来探讨此问题。与其他研究者研究思路不同，本书作者在研究孔门弟子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研究，而是以四门十科弟子为代表，有针对性地进行研究。这无疑是充分把握住了重点，因为四门十科的弟子例如德行科的颜回、闵子骞、冉伯牛和仲弓，言语科的宰我和子贡，政事科的冉有和子路，文学科的子游和子夏，都是受受历代重视，进入了孔庙大成殿配祀至圣先师孔子的。例如，颜回最终升为孔子四配之一，并获封“复圣”，而其他十科弟子，则亦在后代荣升为十哲，受到历朝历代祭祀和崇敬。

　　第六，本书还对《论语》中的文学元素进行了考察，例如《论语》的语言特点、人物形象的塑造、文学思想，并对《论语》的成语进行了归纳和整理，将之归为三类，即直接引用、本身固有和加工创新。这无疑是对《论语》所包含思想的进一步深入挖掘和探究。

　　第七，对于《论语》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学者多有研究，本书作者则结合广博详尽的史料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发。例如，在论述《论语》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影响时，作者指出《论语》是为政者征引的重要经典，是统治集团理政治国的依据。这是非常朴实中肯的评价。

　　《论语》与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因为在广大学者眼中，《论语》主要体现的是孔子的仁德思想（外在体现为礼），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然而，将《论语》与法律思想结合起来，却并不多见。如作者所言，汉代以降，随着儒家思想独尊地位的确立，引儒入法，使法律条文儒家化，使儒家经义法律化，遂成为整个中国法律思想的特点。汉代作为中国法律思想的转型期，这一思想已初露端倪。魏晋以降，儒学对法律的影响日隆一日。及至唐代，法律已完全儒家化。在这场纳儒入法的过程中，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经文中所体现出来的法律精神及原则也被直接或间接地纳入了法律条文中。书中所列举的《论语》“德主刑辅”成为立法指导思想，“正名”思想成为立法根本原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亲属容隐制度，都是其重要体现，且对于今日之依法治国依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论语》在各层次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节，是笔者所非常珍视的，因为它牵涉古代的官学教育、私学教育、蒙学教育，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足以为今鉴。而通过仔细研究考察，作者认为，在这各级各类教育中，《论语》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在社会生活中，《论语》也影响深远，成为臧否人物的标尺，《论语》经文成为劝导教育世人的准绳，如劝诫子弟以圣人为楷模，好学上进、洁身自爱、慎交游、尚节俭、改过、容忍，成为一个品质高尚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最后，作者进一步探讨了《论语》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包括《论语》在东亚的传播（在朝鲜半岛、日本的传播与影响）、在欧美的传播（包括拉丁文译本、俄译本、英译本以及其他各种文字的译本）等。这就使得我们将《论语》的研究视角进一步延伸到海外，不但能够明确《论语》曾经且现在依然在海外发生着重大影响，而且可以将之作为我们国内学习研究的参考和借鉴，中西互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使得国内的《论语》学研究更上新的台阶。

　　总之，《论语探研》一书对于《论语》的研究，既包罗综合，多面聚焦，又条分缕析，提纲挈领。作者在充分占有各类《论语》史料的基础上，旁征博引，探隐索微，将《论语》的历史研究和思想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