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张旭东两本中文新著《改革时代的中国现代主义：作为精神史的80年代》、《全球化与文化政治：90年代中国与20世纪的终结》发布为契机，北京大学文学艺术批评理论中心联合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4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人文学苑召开“当代中国与文化政治：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及其未来指向”研讨会，旨在由书及社会，由历史及未来，在回顾与反思20世纪80、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经验中，探讨当下中国文学批评的建构与发展，探讨从总体性视野中展开新的叙事的可能性。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陈晓明，清华大学教授格非、崔之元，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小枫，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西川，以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天津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知名学者。与会者分别就历史叙事、文化政治、中国主体性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与跨学科对话。

　　在开幕式中，张旭东作了简短致辞，他期待与会嘉宾就有关80、90年代研究中存在的“绕着走”的问题，即绕过50年代至70年代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他看来，这样的研究范式其实并没有触碰到关键，毛泽东时代可能是一个“不在场的在场”。当然，张旭东也恳请与会者对两本书本身提出批评意见。

　　上午的讨论以“重返80年代”和“重返90年代”为题，分为两场。戴锦华回应张旭东致辞中提出的“绕着走”问题，指出讨论80年代不再是狭义的历史或现实问题，而应是一个关节点，显示出桥梁的意义，通过这座桥去触碰50年代至70年代。戴锦华认为，当我们自诩为50年代至70年代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的继承人时，意味着我们必须同时承担债务清理的任务，而这两种任务同样紧迫。陈晓明在发言中则提出“理论悼亡”的关键词，将张旭东两本中文新书的出版视为对90年代理论的一种哀悼，而形成21世纪的当下现状的原因之一就在于80、90年代激进性的丧失，并提醒我们注意“重返”的慎重性，避免陷入对历史草率改写的泥潭。

　　下午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对“新世纪思路”的思考。格非在发言中强调文学在历史变革中的重要性，以及通过文学的方式描述世界的独特性，进而充分肯定张旭东的治学思路和两本新书对文学的坚守。西川以诗人的角度，提出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以及艺术家自身的毒性，通过鲁迅等例证，强调这种毒性对于文化主体建构的重要性。崔之元则主要从政治经济学角度，简要分析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历史的变迁。刘小枫的发言则聚焦“30年”历史研究与叙事范式的合法性，强调辨析究竟是70年代至90年代这30年，还是1980至2000年代这30年。在他看来，只有首先厘清研究的政治框架，才有可能对中国当代历史，甚至中国千百年来的变化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在最后的圆桌讨论中，张旭东回应了与会者提出的见解与疑惑，也回顾了自己治学的方式与脉络，指出文学——无论诗歌、小说——甚至一些混杂、具有张力的东西，都一直是研究中国问题、特别是中国当下问题的天然参照系。因此，张旭东强调探讨中国当代问题必须怀有对中国两千年问题的关切，并一直期盼着就个人、历史和学术的复杂关系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

　　研讨会气氛热烈，议程紧张充实，讨论内容对于当下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研究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无论20世纪是否终结，21世纪的当下中国都需要通过不断地“重返”历史，以旧事重提的方式面向未来。(信息来源： 北大文学艺术批评理论研究中心)

(原标题：“当代中国与文化政治：近三十年的历史经验及其未来指向”研讨会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