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逸尘，本名傅强，1983年生于辽宁鞍山。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届客座研究员、解放军军事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在报刊发表理论批评、散文随笔及报告文学100余篇，50余万字，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及“人大报刊复印资料”转载。著有文学评论集《重建英雄叙事》、《叙事的嬗变》、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曾获全军文艺优秀作品奖、第二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佳作奖、第十四届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现为解放军报社文化部编辑。

　　一、“被”文学批评

　　周明全：据说，你父亲曾是《艺术广角》的主编，而且家里藏书数千册，其中文学理论方面的图书占了很大比重，可以说，你家学很深厚。你之所以选择走上文学批评之路，和你父亲的教导有关吗？或者说，你父亲是否有意识地培养你成为批评家？

　　傅逸尘：没错，他任《艺术广角》杂志主编有六七年之久，而且写过很多文学批评与美术批评。父亲的藏书应该有万册之多，文学理论、美术理论方面的也该有两千余册吧。家学似乎谈不上，因为我觉得够得上家学的总该是类似叶兆言那样的，家族中几代人都是读书人；但父亲的确是从小就喜欢文学与美术的。

　　我走上文学批评之路确实跟父亲有关。我虽然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文学艺术气氛浓厚的家庭，但父母却因为自己当年偏科而无法考入更好的大学，便一直担心我也偏科；所以，就没有刻意培养我文学的兴趣与才能。等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后才知道，班里有许多同学已经取得了很不错的创作成就，而且他们也有着丰富的文学知识，这给我带来巨大压力，一度，我对自己未来的文学之路也很迷茫。那段时间我与父亲在文学方面的交流很频繁。可以说是父亲重塑了我对文学的信心与理想；2003年夏天，父亲让我搁置小说、散文的写作，先从文学批评做起，而且是从军旅文学批评入手。所以说，我可以说是被文学批评的；而且，我最初的两个批评对象——关于马晓丽的《楚河汉界》与李存葆的《大河遗梦》都是父亲帮我选定的，然后居然就发表在了《文艺报》上，我的文学批评就这样开始了。

　　周明全：军艺培养了大批的军旅作家，在如此浓厚的创作环境下，你却“执迷”于文学批评，为什么？创作更容易获得认可，在军队这个特殊的系统里，可能一两个中篇小说，就能获得名利；而文学批评，需要付出的远远比作家多得多，难道你当时就没有考虑过这些？

　　傅逸尘：这个可能是一种惯性使然，上了批评这个车了，对飞机呵、轮船呵什么的就有些淡然了。创作与批评谁付出的更多很难将其量化；但有一点在我是很明确的，我从事文学批评绝对与名利无关，尤其是近年来，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觉得批评自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这一点是创作难以代替的。换言之，从事创作与批评都需要一种精神理想。

　　周明全：我看你几本书的后记，都反复提到了朱向前老师对你的影响，而且在《重建英雄叙事》中，好几篇重头稿，都是你和朱向前老师的对话；《叙事的嬗变—新世纪军旅小说的写作伦理》的序言中，朱向前老师更是倾注了对你的深情和殷切希望，能谈谈朱向前老师对你的为文与为人的影响吗？

　　傅逸尘：这个影响太大了，他的才华横溢、睿智与敏锐，他的刚直不阿、绝不媚俗，以及对文学的理想与信念的执守，等等，都让我徒生艳羡，望其项背。尤其是他的人生的感悟、生活态度和所达到的理想境界，对我都有重要影响。他的学生遍及军旅文学界，但我可能是他学生中为数不多从事文学批评的，所以他也对我偏爱有加。

　　周明全：毕业后，你到解放军报社工作，记者的工作很烦琐，当然，做记者的好处，就是能比学院批评家走的更多，接触到的更多；尤其是你随远望号测量船出海140天，并写下了长篇纪实文学《远航记》，这是学院批评家很难有的机会。记者的经历对你从事文学批评有帮助吗？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

　　傅逸尘：我觉得还是有一定帮助的。因为有机会到部队基层跑一跑，我在军旅文学批评方面就会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创作需要生活，批评也同样需要生活，即便是形式主义批评也不可能完全离开生活。创作与批评在生活上是一种同构关系，而不可能是两种不同的轨迹，否则就难以形成对话的关系。

　　周明全：搞文学批评的很少用笔名，刘涛在分析鬼金时说，自己为自己取的名字可以言志，其抱负、志向、性格、成就甚至命运皆可从中看出来。你取名“逸尘”，有何用意呢？

　　傅逸尘：可能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意思在里面，这都是文学青年的一种幼稚的理想吧？文学终归不是现实，文学批评离现实就更远；因此，能否达至一种艺术化的理想对我的文学批评而言就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