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辉

　　中国当代新诗批评对于指正每个时期诗歌创作的弊病并引导新诗的合理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当代新诗批评就没有今天的新诗成就。然而，今天新诗批评的功能与早期相比，出现了明显弱化的趋势，其自身的症候也越来越突出。

　　某些当代诗歌批评从高雅的艺术探求迅速下降为低俗的名利经营，部分诗歌评论者放弃了职业操守和学术道德。当前的诗歌批评队伍大抵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诗人型评论者，二是身居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的学院型评论者。后者的批评动因相对复杂，除了对诗歌的热爱之外，也有学术考评的驱动，因此难免会急功近利地将诗歌评论作为应对工作考核或职称评聘的成果依据。诗歌批评的职业化并非坏事，部分诗评者在名利的诱惑下失去职业操守才是令人担忧的症结所在。上世纪90年代，冯至曾指出一些诗评家不负责任的选诗行为，他们没有统一的诗歌审美标准，缺乏仔细阅读作品的耐心，借助编选诗歌的幌子，借着部分诗人对名气的向往，要求作品入选者“交编审费”（冯至：《选诗“妙”法》），完全把神圣的诗歌批评变成了金钱和名利的派生物。时下，某些诗歌评论的钱权交易愈演愈烈，很多诗歌评论成了诗人与评论者合谋的名利场。诗人抱着进入文学史的幻想，高薪聘人写评论文章，高价购买版面发文章，投钱举办作品研讨会；而评论者则收获经济利益，还可以发表论文，并借研讨会之名游山玩水，此举岂不双赢之美事？“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软”，评论者于是只有从“褒扬”的立场出发说些无关痛痒的废话，诗歌批评成了与诗歌作品惺惺相惜的文字，致使批评失去了独立精神和批判立场。

　　某些当代诗歌批评没有明确的是非观念和诗性立场，在使诗歌沦为娱乐笑料的同时阻碍了诗歌的正常发展。诗歌批评应该及时指正当下诗歌创作的不足，以免诗歌走上迷途而难于回归正常的创作道路。早在新诗的发轫阶段，闻一多先生就意识到了新诗批评当下性和针对性的重要意义：“早些儿讲是枉费精力，晚些儿呢，又恐怕来不及了；只有今天恰是时候。”（闻一多：《评论》）在当代诗坛，部分人借助“多元化”和“个人化”的名义展开我行我素的诗歌创作和评论活动，似乎只要有宽松的语境，便可不再顾及诗歌创作的常态或必要的艺术特质。于是，不断有人从低俗抑或媚俗的角度制造诗歌的新潮话语和写作路向，他们冲破了诗歌艺术及精神的底线。但即便如此，也会有人对“向下”的创作进行义正言辞的评论，牵强地赋予这类诗歌时代精神和艺术创新的冠冕。比如2006年8月出现的“梨花体”事件，本来诗人的艺术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和包容的，但倘若有人将之视为1916年胡适之后中国新诗史上又一桩革命性事件的话，则未免过于肤浅和武断。对“梨花体”诗歌的主观性甚至炒作性拔高，不利于人们明确诗歌语言形式及精神内容的正确方向，也不利于从事“梨花体”创作的诗人意识到自身的不足，折射出部分评论者艺术鉴别能力和学术伦理的沦丧。评论者艺术立场的缺失还表现在远离诗歌文本，从诗歌的外围制造大众话题。比如2010年10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车延高，由于官员的身份和部分作品语言的平实，就被冠以“羊羔体”的称号；2015年之初的余秀华诗歌事件，因为诗人的“平民”身份和迅速出名的事实，也让很多论者在不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大放厥词。更多的时候，有人乐意制造诗歌事件，将诗歌创作与大众娱乐捆绑在一起，导致诗歌成为不断被人讨论的笑柄，最终助长了诗坛的歪风邪气，折断了诗歌飞翔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