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会村遗址表现出来的以祭祀为主要内涵的文化面貌，主要体现在具有鲜明祭祀特征的一系列遗迹和与祭祀有关的遗物上。这类遗址在全国同时期的遗址中十分罕见。禹会村遗址的年代属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晚期，也就是相当于夏代初年，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王国阶段形成的关键时期。禹会村遗址的发掘不仅能够揭示淮河流域龙山时期的文化面貌，更重要的是，具有鲜明的盟誓特点的遗迹以及具有周围各地区文化特色陶器集中出于同一遗址等现象，为验证“禹会诸侯于涂山”的传说、揭开历史悬疑、研究夏代初期的历史提供了有力资料，对探讨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

　　●历史文献的记载、历史传说有它真实的一面，但是如果跟考古遗址相联系，则是一个需要验证的过程。我们应该把这个遗址作为整个聚落来继续考察，并且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搞清楚这个遗址整体的面貌、性质和演变的过程，以及是否还有其他性质建筑和墓地等。所以，下一步的工作是将遗址保护好，同时要继续搞好研究、考察、发掘。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严文明

　　●禹会遗址及大型T形坛具有特殊的地理位置，淮河从西南方向而来，在禹会遗址处拐向西北方向。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不应是一种巧合。但这种地理位置并不是史前居民选择的理想的居址。所以，禹会村遗址上缺少龙山时代以前的遗存。禹会村遗址可能是自大型T形坛的建造而开始形成的，并且可能是淮河东岸数十平方公里泄洪区内最早形成的村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诚

　　●禹会村遗址的发现，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探讨与禹会涂山有关的中国最早时期历史的一些问题。它帮助我们更确切和具体地看到远古这一时期人群活动的一些重要内容和情形，在此基础上不仅能够对禹会涂山传说作为夏史一部分的意义有更确切的判断，同时还有助于探讨与这一时期历史有关的一些更大的问题。例如，它对于讨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特点就很有意义，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是非常重要的。

　　——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谢维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