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以来的对外开放是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主动对外开放。回顾40年来的开放历程，迈出的每一步、取得的各项成就，既是中国的自主选择，也符合历史前进的逻辑。40年时间里，曾经高度封闭的中国经济社会走向全面开放，这在人类发展史上甚为少见。中国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国，对外开放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而且对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产生了深远影响。产业竞争力的此消彼长引发国际竞争格局的嬗变。进入新时代，扩大对外开放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何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下全球产业升级和分工深化带来的战略机遇，如何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中美之间从科技、能源、贸易、投资、金融到社会制度和国际话语权全方位的大国竞争，是对中国开放定力和全球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国际竞争格局发生深刻变化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这一轮加速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凭借劳动力、自然资源等传统比较优势，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分享了全球化红利，推动国际贸易格局深入演进。尽管中国不少产业仍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中低附加值环节，但随着贸易总量扩张和制造业体系不断完善，中国正由全球化的接受者向全球化的推动者转变。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及竞争力的变迁强化了全球化红利分配失衡，引发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对全球化的反弹。世界经济迟迟未能实现新旧动能转换、迎来全面复苏，一系列结构性失衡致使原本在信息技术普及和贸易自由化推动下日益扁平的世界，充斥着“逆全球化”的杂音。在各种保守势力当道、保护主义升级的情况下，全球化固有的局限性以及我国自身体制机制中的深层次矛盾，也突显了中国扩大开放的短板和障碍，制约了中国发展质量和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和重塑

　　近年来，发达国家加紧对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结构转型实施战略布局，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从科技活动的规律来看，颠覆性创新从来都是“少数派”游戏。现阶段美国、日本、欧盟等科技实力比较强的国家和地区的科技投入，仍占世界创新总投入的80%。美国一直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国家，其全球科技霸主的地位在未来20—30年虽然会受到更多挑战，却难以很快被全面超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条件下，世界实体经济正在发生重大变革，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全球价值链的变化。

　　一方面，随着国内配套能力不断增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不再局限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是凭借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和日益活跃的创新活动，持续向全球价值链更高端环节攀升。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高端机器人等新兴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加快提升制造业的智能化、绿色化、服务化水平，不仅催生了新兴产业群，而且使得纺织服装、机械加工等传统产业的部分环节被重新布局到发达国家的可能性增大。尽管回流（reshoring）尚未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导范式，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回流实例见证了全球价值链空间布局有所收缩的趋向。这表明世界范围内以劳动力成本为核心的比较优势对全球化的推动作用弱化，而“逆全球化”则成为发达国家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而做出的，更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制度选择和政治尝试。

　　多边贸易体制面临挑战

　　现行WTO主导的多边贸易体制是二战后国际贸易规则建设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作为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协调的机制性平台，WTO秉承贸易自由化宗旨，为维护世界经济秩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格局，各成员方利益分化的加剧导致WTO新议题难以凝聚共识，一些在谈议题推进困难，对WTO的效率及其权威性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近年来WTO在改革自身组织架构、加快多边谈判进程等方面作出了积极努力，但现行WTO的体制机制与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以及不同成员的多元化利益诉求之间不适应、不契合的矛盾不断凸显。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开始尝试建立能够进一步彰显自身利益诉求的全球治理机制。美国近期虽然连续针对欧盟、日本、加拿大等传统贸易伙伴启动关税惩罚措施，但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对市场经济规律以及国际贸易规则的认识并不存在立场性的分歧，今后不排除美国联手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推出依据其国内贸易法的贸易协定，为全球治理“立规树矩”。这对现行多边贸易体制运行构成了更大的压力。长远来看，重振全球贸易，保持世界经济活力和秩序，迫切需要WTO加快改革，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协调的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