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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声音 ——访著名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
2019年11月14日 16:3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莫斌 崔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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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邱仁宗,1932年生于江苏苏州,毕业于清华大学文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同时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华中科技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生命伦理学研究所所长、美国乔治城大学肯尼迪伦理学研究所终身成员、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等职。他还是2002年世界技术网络伦理学奖获奖人、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获奖人和2011年美国Henry Beecher生命伦理学奖获奖人,并且是《生命伦理学》《病人的权利》(合著)、《艾滋病、性和伦理学》《生殖健康与伦理学》《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学》(合著)、Realism v Antirealism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合编)、Bioethics: Asian Perspectives、《生命伦理学导论》(合编)、《公共卫生伦理学》(合编)等25部著作的作者或编者,发表有关生命伦理学和科学哲学的论文400余篇,其中英文论文70余篇。

 

  随着医学与生命科学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伦理问题与事件不断涌现,生命伦理研究越发为人们所重视。与其他伦理学学科不同的是,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快就转化为对有关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管理办法。作为中国生命伦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同时也是最早在国际生命伦理学界发出中国声音的学者,邱仁宗教授秉持伦理学家应有的责任与使命,在关注与理解世界各国生命伦理问题、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联系中国实际,向世界发出生命伦理学的中国声音,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近日,记者就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基础、方法、作用等问题,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应用伦理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国际哲学研究院院士邱仁宗教授。

  一份责任,一种使命:

  生命伦理学家背后的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邱老师,您好!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众所周知,我国的生命伦理学在您的推动下已走过30余年的发展历程,您能否讲讲您选择生命伦理学作为研究方向背后的故事?

  邱仁宗:我是1978年从北京协和医学院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当时汝信副院长曾在《人民日报》发表整版文章,提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应该研究科学技术和人。我认为汝信教授的意见非常中肯,所以我决定到院所后的研究方向是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这两门学科既与科技有关,又与人有关。起初我主要精力是放在研究科学哲学上,后来国内国际的压力推着我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到了生命伦理学。

  在1987年出版我国第一部《生命伦理学》后,在国内遇到的第一项实际工作是全国人大有一项与外国代表讨论遗传学与人权问题的活动,征求我的意见。之后发生的一连串有关事件,如国内开展辅助生殖、艾滋病在我国的传播、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要制定管理办法、甘肃省和辽宁省分别制定《禁止痴呆傻人生育的规定》和《辽宁省防止劣生条例》、世界遗传学大会因我国出台《优生保护法》(现改为《母婴保健法》)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威胁抵制、全国人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还有联合国要讨论禁止一切形式的人的克隆,外交部邀请我提出书面意见,一直到这几年医改向市场化错误方向转移、干细胞治疗出现乱象、黄金大米试验、黄军就团队首次利用人胚胎进行基因编辑研究,尤其是前段时间被称为“无赖科学家”贺建奎的违法违规试验,都驱动着我和我的同事夜以继日地研究探讨其中的伦理问题,参与国内国际会议的对话。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缺乏学术传承的情况下,担当中国生命伦理学研究的开荒牛颇为不易,您个人的人生经验对您的学术旨趣有着怎样的影响?

  邱仁宗:我出生于一个起初贫困后来挤入小康的家庭。我父亲比较开明,尤其是对女性和孩子绝无大男子主义和家长主义的观念,因此我在家庭里是比较自由的,没有传统的束缚。父母对我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考进大学,为国效劳,从没说过将来要孝敬父母、光宗耀祖之类的话。从我入小学起,他们从来不管我的学习,除了警告我夏天不要到小河或池塘里游泳,其他课外活动都由我自由选择。这让我从小就养成了自主、独立、开放的思维习惯。

  我从小就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读书,不管是老师教或自己看书,我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广阔的世界。我在小学时,老师课上向我们展示的列强分裂中国图使我永生难忘。在中学时,我一直思考凭什么去救国。是科学救国、医学救国、工程救国,还是教育救国?直到我接触马克思主义,才解决了我的一个根本问题:当时社会的种种乱象,是由于反动的社会制度造成的,所以救国就要彻底推翻这个旧制度,建立新制度。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当助教时,我读完了《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大部分。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中哲学家要改变世界的名言,使我永记不忘,几乎成为我的人生目标。

  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本本主义》对我以后的生命伦理学研究最有帮助,我最欣赏的是《论持久战》,这是从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范例,而且解决了抗日战争根本的战略问题。在以后的科学哲学和生命伦理学研究中,独立性使我对文献始终采取分析的态度,以至我反对将哲学或伦理学的理论翻译为什么什么主义,而主张翻译为“论”。例如utilitarianisn译为“效用论”,而不是带有贬义的“功利主义”。这也与我主张在学术上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报》:的确,生命伦理所涉及的问题始终与我们生活的世界、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这30多年来,您主要的研究关注点都有哪些?

  邱仁宗:客观形势迫使我们的研究要从临床和公共卫生的实际问题出发,结合伦理学理论、原则和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应该做什么”的实质性伦理问题,以及“应该如何做”的程序性伦理问题,我们帮助医生、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监管人员作出合适的决策。在此过程中,我和志同道合者写了许多书和文章,有些书还在不断再版。例如我在1987年出版的《生命伦理学》现在准备出第三版,翟晓梅教授与我合著的《生命伦理学导论》被评为精品教材,今年准备出第二版,翟晓梅和我合著的《公共卫生伦理学》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在国外杂志书刊上发表的英文论文就有70余篇。我们也向人大、政协、政府有关部门提出了数十份建议,包括帮助主管部门制定若干部门规章、修改若干法律法规草案等。

  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与我们传统讲授的哲学是如此的不同,一开始就遭到许多同事的不理解:“你搞的不是哲学!”的确,生命伦理学中没有大量的哲学术语,唯一独特的术语informed consent(这个术语由我首译为“知情同意”,现已被广泛接受)也很容易理解。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以及国际哲学界并没有生命伦理学不是哲学的歧视性偏见,还在2000年选举我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哲学院院士。并且,2002年国际技术论坛为我颁发了伦理学奖,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我阿维森纳科学伦理奖,2011年美国生命伦理学创始机构海斯汀思中心为我颁发Henry Beecher的生命伦理学奖。尤其是在今年5月由我作为通讯作者并与雷瑞鹏、翟晓梅、朱伟合作在科学权威杂志《自然》(Nature)发表《中国重建伦理治理》的评论,该文根据贺建奎事件的教训提出全面的伦理治理建议,这是我国人文社科学者第一次在Nature发表文章,国内外有数百个网站报道或转载,得到了国内外生命伦理学同行以及监管部门的广泛好评。

  《中国社会科学报》:基因编辑事件引发的关注,让大家不断审视研究者的职业操守问题。结合您这些年的经历,您认为生命伦理学研究者应具有怎样的品质?

  邱仁宗:在生命伦理学涉及监管的研究中,有些是政府有关部门找我,但更多的是我主动揽活。这与我小时候就信奉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信念有关,所以我喜欢“打抱不平”。除了我在已经发表的文章中谈到的关于甘肃的强制绝育、胚胎干细胞研究、通过输血感染艾滋病等事例外,这里我谈谈干细胞治疗乱象问题。最早从一位科学作家兼记者那里得知昆明某医院与香港一位医学专家合作开展未经证明和不受监管的干细胞治疗时,我是大吃一惊的,因为我们刚刚协助科技部和卫生部制定《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指导原则》。这家医院开展这种疗法是明知故犯,香港那位医生坦白承认,无论是在香港还是在美国都是不允许开展这种治疗的。那为什么要在昆明开展呢?一个字:钱。这就是伦理倾销呀。从此我就开始了反对这种未经证明和不受监管的干细胞治疗的斗争。对于干细胞治疗,我认为,第一,必须按程序进行临床试验,证明安全有效才可以在临床应用。第二,必须按规定执行知情同意,不能在网站上把这种疗法说得天花乱坠,误导病人和公众。

  有些人把医疗看作赚钱的行当,在他们看来不是“医本仁术”而是“医本摇钱树”。人们不改变这种让资本和市场控制医疗、将医院当企业、让医生当生意人的错误观念,将来干细胞治疗、体细胞治疗(包括肿瘤免疫治疗)、基因编辑的乱象也有可能会干扰我国,使病人大受其害,医患关系持续恶化,甚至损害我们的社会医疗保险,勿谓言之不预!

  人的尊严:

  生命伦理学发展简史

  《中国社会科学报》:伦理学总是会指向人应该怎样生活或行动的问题,作为我国生命伦理学的开创者与奠基人,您能否谈谈什么是生命伦理学?

  邱仁宗:回过头来看,生命伦理学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或学科是起源于1947年《纽伦堡法典》,它既是一份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法文件,也是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伦理学文件。《纽伦堡法典》是对纳粹医生罪行的最终判决书的一部分,原名为“可允许的医学实验”。发展医学必须进行人体实验,那么在什么条件下,在人体身上进行医学实验是“可允许的”呢?这就是一个伦理问题。

  伦理学是研究人的决策和随之而来的行动的学科,研究的结论就会是:被研究的决策和行动是应该作为义务来做的,还是应该被禁止的,或可以允许做也允许不做。当得出该决策和行动是应该做或允许做时,我们就说该决策和行动在伦理学上是能够得到辩护的,这样该决策和行动的正当性就确定了下来。与其他伦理学学科不同的是,生命伦理学的学术研究成果很快就转化为对有关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的管理办法。因此,生命伦理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并且制度化,这与其他伦理学仅限于会上说说或发表几篇论文迥然不同。

  《纽伦堡法典》中蕴含的伦理学原则,一是必须评估试验的受益—风险比;二是必须尊重作为人的受试者的自主性,即获得他们的知情同意。后来经伦理学家理论化,形成了尊重、受益和公正三大伦理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制定了若干不同领域具体的伦理准则,各个国家也制定了在医学研究或临床试验中如何保护人类受试者的法律法规,成立了伦理审查委员会,开始将生命伦理学制度化。这样首先形成了生命伦理学内第一个分支即研究伦理学。接着,生命伦理学的原则和制度化做法扩展到临床和公共卫生领域,先后形成了临床伦理学和公共卫生伦理学的分支。在研究伦理学内,由于新兴的生物医学技术日新月异,又形成遗传伦理学、神经伦理学、纳米医学伦理学、合成生物伦理学等分支。于是,在数千年的医学发展历史中发生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转折,即从以医生/科学家为中心转移到以病人/受试者/目标人群的尊严、利益和权利为中心。但是,许多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及监管机构的相关人员尚未意识到这种中心的转移。

  《中国社会科学报》:一些专业人士未能足够意识到这种转折,是否和他们不了解生命伦理学产生的背景及缘由有关?

  邱仁宗:是的,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之所以产生,就是因为治疗和预防疾病的医学的进展已经不能满足于医生个人的经验(虽然这种经验仍然非常重要),必须求援于科学,即现代的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尤其是现代的生物学,必须进行科学研究。然而在科学研究的早期,这种研究往往以牺牲人的尊严和权利为代价,在纳粹那里,这种反人类的残酷的人体实验达到了顶点。因此,才有了1947年所有战胜国的同盟国代表建立审判纳粹医生的国际纽伦堡法庭,最终在判处纳粹医生罪行的同时,制定了《纽伦堡法典》,规范今后科学应用于医学的研究和试验行动。

  与此同时,因控制家庭规模而发展起来的生育控制技术和解决不育问题而发展起来的辅助生殖技术,以及为延长临终病人生命而发展起来的生命维持技术,往往使病人、家庭、医生和有关管理人员陷入伦理困境,左右为难、无所适从,而且提出了作为一个人何时开始以及什么是人的死亡等概念性问题。更不要说,基因编辑技术不仅涉及治疗和预防疾病,增进健康,而且影响到人类,即人类这个物种的未来世代。

  生命伦理学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纳粹医生和个别遗传学家犯的罪行不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特殊文化情境必然产生的行动,他们的罪行是反人类、反人本、反人道的罪行。尤其是当代社会本身的发展受科技影响很大,这种发展和影响也是国际性的和全球性的。一是生物学发现和发明的技术应用于人时,其性质不受文化影响,因为不同文化的人都是人类(Homo sapiens)的一员,人类基因组研究计划的一项成果就是证明不同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差异仅仅在皮肤上,而各不同种族或民族个体之间的差异要大于种族或民族之间的差异。处于不同文化之中的人,其结构和功能大同小异。二是经济全球化使得一个国家的一项技术发明或革新很快传到其他国家,就会提出几乎同样的伦理挑战以及治理挑战。

  筚路蓝缕之行:

  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基础与定位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生命伦理学的学科基础与定位是什么?

  邱仁宗:如果不计美学,我们可以将哲学归结为对知和行的研究。伦理学是对行或行动的研究。请注意我在这里说的是行动,即人们经过思考,确定目的,作出了决策后采取的行动,行动者对他们行动的后果是要负责的,而不是因刺激而激发神经性反射的行为。

  人是群居动物,个人必须在一个社会中生活,一个人的行动必然会对他人以致整个社会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可能使他人或社会受益,也可能使他们受到伤害,当然也可能是中性的(既不会使他人受益,也不会伤害他人)。这里伦理学就有了用武之地。

  伦理学可大致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实践伦理学,就是帮助拥有专业权力(如医生、科学家、教师、工程师、律师、记者等)和公权力(如政府、司法、立法负责人员)的人解决他们在实践中遇到的伦理问题,从而作出合适的决策。另一部分是理论伦理学,目前主要的伦理学理论是后果论(其中最发达的是效用论,以边沁、密尔为代表)和义务论(或称道义论,以康德为代表),这两大理论内部又有许多学派。当然除这两大主要理论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理论。理论伦理学为实践伦理学家解决实践中的理论问题提供武器和工具。我认为,伦理学家中至少应有80%—90%的人从事各种实践伦理学的研究,有10%—20%的人从事理论伦理学就够了。但现在从事实践伦理学研究的人很少,不少人从事理论伦理学,其成果就是出版著作,对社会实践几乎没有影响。他们就是那些把箭放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叹“好箭”而从不射出去的人。

  生命伦理学帮助医生、科学家、公共卫生专家和监管人员作出合适的决策,不可专门去信奉一种理论,因为任何理论都是不完备的,我们应看理论解决实践中伦理问题的能力。对于生命伦理学来说,后果论和义务论这二者都有用,可以帮助解决实践中的伦理问题,但二者都有缺点,因此我们既不能仅仅偏好后果论而把义务论置之不顾,也不能只喜欢义务论,将后果论撇在一边。

  当前,生命伦理学已成为“显学”,许多人要参与,这是好事。但是,一个仅仅受过一般伦理学训练的人,是不懂生命伦理学,更不能解决实践中的伦理问题的。我们开年会时,组织者把环境哲学、自然哲学的学者都请来发言,但环境伦理学、自然哲学与生命伦理学不是一门学科。

  《中国社会科学报》:方法与方向在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您能否讲一讲您的生命伦理学研究中有怎样独特的思考?

  邱仁宗:我对伦理学的理解与国内外许多哲学家是不同的,可以说是另辟蹊径。很多生命伦理学的研究路径,理论讨论偏多,联系实际偏少。还有些是路径不对头。如果选择一个参照,我比较接近英国纳菲尔德生命伦理学理事会、牛津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以及牛津大学实践伦理学研究中心的路径。就是要从实际出发,从实践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所以我强调实践中的伦理问题是生命伦理学研究的逻辑出发点。

  生命伦理学的研究以伦理问题为导向,就是“应该做什么”和“应该如何做”的规范性问题,开始可能还不清楚问题在哪里,所以一开始要鉴定问题。问题鉴定清楚了,就是有了“的”了,然后我们就要“有的放矢”,设法用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

  生命伦理学是属于实践伦理学的一门学科,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问题往往是新的、过去没有遇到过的。如果是旧的或常规性问题当然可以靠理论演绎来解决,而新问题则需要进行调查研究,找出与过去问题的异同,也就是要分析问题的特殊性,通过哲学或伦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批判论证加以解决。因此,对于新问题的解决往往是靠类似归纳的方法来提出解决方案,然后在实践的检验中得到修改、补充和完善。我们解决实践中的伦理问题多了,就会发现其中一些逻辑上的联系,这种逻辑联系不是封闭的,可能有缺口,但它们是客观的,不是体系建立者那种主观的、任意的、专断的联系。

  生命伦理学中的核心概念“知情同意”便是总结了历史上尤其是纳粹医生反人类的人体实验教训得出的,然后在以后的实践和理论探讨中逐步完善。例如《纽伦堡法典》第一条原则就是受试者的自愿“同意”是绝对必要的,但没有强调“知情”,后来在实践和理论探讨中加以完善,形成完整的“知情同意”概念。

  生动活泼的生命伦理学

  始终面向生活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能否谈谈其他领域如何对待生命伦理学?

  邱仁宗:科学界有不少科学家不关心伦理学,为了申请资助,涉及人体实验项目必须经过伦理审查,才不得不关心一下。比如,贺建奎是生物物理学专业,他做临床试验前,很业余地去做知情同意工作,其目的是回避伦理学的监管。这是少数科学家对伦理学阳奉阴违的典型例子,同样性质的例子有黄金大米试验和头颅移植试验,他们知道伦理要求是什么,但他们弄虚作假想尽办法蒙混过关。不过也有不少科学家已经意识到伦理学的重要性。

  政府部门中,卫健委较为重视伦理学。已故卫生部原部长陈敏章读了我的《生命伦理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的陈竺部长、孙志刚副部长,尤其是现在的曾益新副部长,对有关伦理问题都比较重视。前科教司司长祁国明是我们遇见的对伦理学最为重视的政府人士,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就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制定的。

  我以及我的同事很少与产业界接触,他们可能敬我们而远之。不过他们往往忽视了,从长远来说,重视伦理与发展产业、增值赢利,其实并不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报》:生命伦理学对其他领域产生了怎样的积极影响?

  邱仁宗:当前,生命伦理学对生物医学科技的研究和应用,包括对科学界和产业界再开发和临床试验、临床应用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受试者和消费者。应该说,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其中不仅有我和我的同事,还有整个国际科学共同体和国际组织(如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规划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环境的影响,我国科学界和政府监管部门的伦理意识在不断提高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报》:作为一门面向人类未来的学科,生命伦理学具有哪些独特的魅力?

  邱仁宗:生命伦理学这门学科的魅力就在于它紧密结合临床和公共卫生的实践,经由伦理学理论、原则和方法分析、论证、批判而产生的学术成果,转化为对这些领域实践的规范,而推动有关科学技术的健全发展。同时又维护了病人、受试者、目标人群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以及利益攸关者的权利,使生命伦理学成为一门改造世界的哲学。

  在这30余年中,我和我的同事都是在突飞猛进的生物医学科技发展的风口浪尖上接受并应对由于这种发展引起的伦理和治理挑战,但这正是我们生命伦理学家生活的意义所在。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长青”,以及康德所说:“脱离了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了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就是说将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这种快乐是从心底油然而生的。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乐趣。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莫斌 崔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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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莫斌 崔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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