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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
2020年06月17日 17:2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梅春 字号

内容摘要:通史、断代史都是呈现历史的恰当形式,二者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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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史与断代史是历史撰述的两种主要形式,而有关通史与断代史认识之分歧,由来已久。在汉代,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撰写了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叙述自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之时的中国历史。班固不赞成《史记》有关汉代历史的处置,在他看来,“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司马迁将其“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未能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班固所撰《汉书》断汉为史,“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以彰显汉代“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后汉书》卷40下《班彪列传》附《班固传》),成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

  此后,学者或重通史编纂或主张断代为史,莫衷一是,马班优劣,聚讼纷纭。刘知幾推崇断代史,反对通史,指责通史“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郑樵则主张通史,抨击断代史。其表彰司马迁深谙“会通之旨”,能“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指责班固“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遂使“会通之道,自此失矣”。同时,对扬班抑马的史家提出批评。“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幾之徒尊班而抑马!”(《通志·总序》)章学诚倡导撰述通史,一方面通过对郑樵所提出的“通史之义”的阐发,提炼出“通史家风”这一概念。另一方面针对刘知幾所谓通史类史书“事罕异文,语饶重出”之说,指出“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通史之可贵在于“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并提出通史编纂有六便二长(《文史通义》卷4《释通》)。综观学者有关通史、断代史的论争,不难发现,这种论辩反映出史家撰述旨趣与考察历史视野的差别。旨在“通古今之变”的史家,着眼于会通,因而主张撰写通史;属意于“包举一代”的史家,重在综一代之兴废,故要求断代为史。

  通古今之变与通史撰述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所谓“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就文献的搜集与整理而言的,要求将《六经》异传、百家杂语熔铸为一家之言。而“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就考察历史的视野而言的,要求将历史现象视为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考察其发展变化。因此,必须将历史作为一个发展的过程来把握,探寻其发展变化之理。“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计轩辕,下至于兹。”(《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至于汉代历史,在司马迁看来也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

  章学诚曾称赞《史记》“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文史通义》卷5《申郑》),从历史撰述范围和文献采撰两方面,肯定司马迁奠定了通史规模。此后,志在“通古今之变”的学者多致力于通史撰述,形成了“通史家风”。杜佑旨在“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撰写了典章制度通史《通典》。马端临认为“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应以“融会错综、原始要终”的方法,推寻出“其变通张弛之故”,在杜佑的基础上撰写了《文献通考》。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决心汇天下书为一书,撰写贯通古今的通史《通志》。当代学者考察中国古代通史传统时,曾指出:“不通古今之变,则无以言通史”(施丁:《说“通”》,《史学史研究》1989年第2期),并将“通古今之变”视为通史精神(刘家和:《论通史》,《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4期)。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具有“通古今之变”情怀的史家,才会致力于通史撰述。

  20世纪,史家将“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发展为在历史的沿革流变中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因此也主张撰写通史。在他们看来,通史能够显示社会进化发展原理,激励国民爱国情感,而断代史难以实现这一目标。章太炎指出:“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章太炎:《致梁启超书》,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97年版)许之衡甚至将以朝代为断限的断代史等同于帝王之家谱,“断代者,徒为君主易姓之符号,是朝史而非国史也。谓为二十四朝之家谱,又岂过欤”(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905年第6期)。梁启超在20世纪初欲草一中国通史,以助爱国主义之发达。他认为以一朝为一史是帝王家谱,非国民运动之史,“《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20世纪,不少史家将撰写一部理想中国通史作为自己的追求。从20世纪初梁启超倡导撰写中国通史,到白寿彝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史家撰写了一百多部中国通史著作。

  究一代之始末与断代为史

  班固在《汉书·叙传》中指出:“固以为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漠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汉书》卷100下《叙传》)这是说,唐虞三代之所以能扬名后世,是因为有典籍记载其功绩。对于“汉绍尧运,以建帝业”如此伟大的功业,应以如椽大笔予以记述,使“巍巍乎其有成功”的大汉,也能“焕乎其有文章也”。因此,他把“宣汉”并以此论证东汉王朝的合法性作为撰述宗旨。为凸显大汉之功绩,他断汉为书,将纪传体通史改为纪传体断代史。

  刘知幾对《汉书》极为推崇,指出:“历观自古,史之所载也,《尚书》记周事,终秦穆,《春秋》述鲁文,止哀公,《纪年》不逮于魏亡,《史记》唯论于汉始。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赅密,故学者寻讨,易为其功。自尔迄今,无改斯道。”(《史通》卷1《六家》)他从两个方面肯定了《汉书》的成就:第一,完整地记述了一个朝代的历史。此前的史书,无论是《尚书》《春秋》,还是《竹书纪年》《史记》,都未能做到这一点,这是班固的创举。第二,叙事严谨,内容丰富,便于学者研讨。这是相对通史而言的。《史记》“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自梁武帝撰《通史》以来,这类史书“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史通》卷1《六家》)《汉书》叙事严谨,文赡事详,故而学者寻讨易为其功。《汉书》因有这样的优点而成为后来史家的楷模。东汉末年,荀悦将纪传体断代史《汉书》改为编年体断代史《汉纪》。《汉纪》“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颇受欢迎。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断代史成为历史编纂的主要表现形式。刘知幾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并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史通》卷2《二体》)。刘知幾偏爱断代史,将眼光局限在班、荀二体上,不能预见史学表现形式的发展,故而认为“后来作者,不出二途”。但他所说的“班、荀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则是对唐初以前史学发展的总结。杨翼骧指出,断代史适合中国历史王朝兴亡变化的特点,且断代史搜集材料较方便,故而《汉书》之后,断代史不断出现(《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46页)。

  时之所宜与才之所长

  唐代学者皇甫湜在《编年纪传论》一文中,针对有关编年、纪传二体优劣的争论,指出:“得良史之体者,在适不在同。编年、纪传,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者耳,何常之有?”这是说,采用编年体还是纪传体专史,应依据实际需要和史家自身的特点,不必拘泥。这虽是就纪传、编年体而言的,亦可以借之来衡评通史与断代史。史家撰写通史或断代史,也是“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

  一般说来,通史的编纂往往出现在社会发生显著变化之后,巨大的社会变化需要思想家、史学家予以解释。司马迁《史记》、杜佑《通典》、司马光《资治通鉴》,都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从史学发展来看,到一定阶段,也会出现撰写通史的要求。司马光指出,自司马迁、班固以来的史书,“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司马光《进书表》)《资治通鉴》的编纂即是为解决读史繁难问题。20世纪40年代,王袍冲指出:“现在是中国通史的饥荒时代,一方面因为这一百年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国家天天在惊涛骇浪中,有时候痛定思痛,都想翻翻前史,以为当前的借镜。一方面因为西洋的新史学,已经灌输进来,一切旧史,举不足以应时代的需求,厌学者的欲望。”(王袍冲:《理想中的中国通史》,《大学》1942年第1卷第9期)这是从社会需要和史学发展,说明20世纪前期史家撰写中国通史的迫切性。通史“其例综括千古,归一家言,非学问足以该通,文章足以熔铸,则难以成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志》),对史家在才、学、识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只有具备通识的史家,才能写出通古今之变的通史。通史的撰述不仅系于“时之所宜”,而且系于“才之所长”。

  断代史也是时代的产物,如班固断汉为书,是“宣汉”这一时代要求在史学上的反映,正如陈其泰所言,“时代召唤‘汉书’出世”(陈其泰:《再建丰碑——班固和〈汉书〉》,三联书店1994年版)。漆侠论及断代史的撰述时,曾指出“只有真正能够盱衡一代,将一代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统一整体,从其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中论述其发展,才有可能写出一部较有深度的断代史”(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这说明史家须具有“包举一代”之能力,才能撰写出理想的断代史。“系于时之所宜,才之所长”这一特性,通史、断代史的撰述在史学发展史上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史学研究者既需要“通古今之变”,“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在‘通’字上下功夫,重视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重视贯通古今的发展规律”(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导论卷《题记》),也需要究一代之始末,详一代之兴废。诚如杜维运指出,通史能见历史之大,断代史则现历史之细。历史洪流,自远古浩浩荡荡而来,惟通史能显此一洪流,然其细流,则被淹没。断代史以时间所涉较短,历史细流,赖以汇集。所以,凡被通史所捐弃的大量历史事实,在断代史中皆有可能保留。历史得以丰富,是断代史的大功。(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一册,第六章《经学极盛下的史学发展》,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

  通史、断代史都是呈现历史的恰当形式,二者相辅相成,并非刘知幾、郑樵所认为的那样非此即彼。如果没有断代史的基础,难以产生高水平的通史;如果缺乏通史的眼光,断代史的研究也难以深入。范文澜指出,通史要在直通、横通的基础上做到会通,需要全国的史学工作者分工合作,或从事断代史或专题史研究,使局部研究与综合研究互相促进,才能写出理想的中国通史。漆侠指出:“我认为,中国学术界缺乏一部像样的中国通史,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断代史的研究不够。”(漆侠、刁培俊:《漆侠教授访谈录》,《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1期)“中国目前没有一部好的通史,缺乏像样的中国通史著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好的断代史。”(漆侠:《历史研究法》,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同时,他也强调通史对断代史研究的重要性,“搞断代史应以通史为基础,历史的‘流’断不了,否则就会失去相因之义”(漆侠:《历史研究法》)。白寿彝指出,通史与断代史是辩证的关系,没有断代史的基础,不能写通史;没有通史的基础,断代史也写不好;通过通史提高断代史的水平,反过来也提高了通史的水平(白寿彝:《关于史学工作几个问题》,《白寿彝史学论集》上,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新时代中国特色历史学基本理论问题”(18vxk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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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赵梅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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