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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性偏兼与文体选择
2019年12月23日 09:2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贾奋然 字号

内容摘要: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创作中的偏才与通才成为重要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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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时期,伴随着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创作中的偏才与通才成为重要理论问题。汉末人物品评强调“量能授官”,刘劭《人物志》开始区分“偏至之材”和“兼材”。曹丕《典论·论文》进而分析了才性偏兼与文体关系的论题。刘勰《文心雕龙·才略》(下文提及《文心雕龙》中的篇章时径用篇名)品评洋洋大观的“九代”之才,“论文叙笔”诸篇大量评说擅长某类文体的偏才和“兼善”多体之通才,为作家才性论增添了新的理论内涵。

  偏美之才

  促进体式发展

  刘勰所论的“偏美”之才是指偏善某类文体,并以此“制胜文苑”的才士。他发展了曹丕开拓的才性论和文体论,《文心雕龙》中《明诗》《乐府》等20篇文体论详尽探讨各类文体的经典作家和写作体要,作家才性与其所擅长文体的关系成为刘勰议论文体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刘勰认为,作家“性各异禀”(《才略》),不同文体有相对稳定的“恒裁”(《明诗》),若其独特才能禀赋与特定文类体式要求结合,就能任才使性,成为某类文体写作的高手。如他在《书记》中认为:“陈遵占辞,百封各意;祢衡代书,亲疏得宜:斯又尺牍之偏才也。”西汉陈遵以书牍见长,据《汉书·陈遵传》记载,他曾口授与京师故友数百封信,皆亲疏得体,文尽其意。东汉末年的祢衡也是善作尺牍的偏才,《后汉书·文苑传》记载祢衡为江夏太守黄祖代笔写信,亲疏文意俱得其佳。刘勰评祢衡“思锐”,认为其文思敏锐,雄于辩论,气盛辞畅,所以是善写书牍之俊才。

  刘勰《才略》篇盛赞擅长写作各类文体的偏美之才。如他称赞潘勖“绝群于锡命”、王朗“致美于序铭”、陈琳和阮瑀“以符檄擅声”、徐幹“以赋论标美”、嵇康“师心以遣论”、阮籍“使气以命诗”等。在刘勰看来,“偏美”之才能畅快淋漓地挥洒独特才性,因而极大地促进了文类体式的创新发展。

  兼善之才长于各体创作

  除“偏才”外,刘勰还对“兼善”之通才进行了着重论述。他在《明诗》篇指出:“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润,茂先凝其清,景阳振其丽;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幹。”在刘勰看来,四言诗与五言诗体式有别,诗人才分不同,“鲜能通圆”。如张衡、嵇康长于四言,张华、张协、左思、刘祯长于五言,皆为“偏美”之才;而曹植、王粲则“兼善”四言五言,可谓“通圆”之才。

  刘勰所谓“兼善”之通才是指擅长两种以上文体的才士,他们才思敏捷,能灵活转换思维,游刃有余地驾驭不同文体形式。曹植、王粲都是博通艺道、卓尔不群的“兼善”之才。刘勰不吝笔墨地赞美曹植为“群才之英”(《事类》)、“群才之俊”(《指瑕》),称赞其在诗、乐府、表书等文体写作中均显露出不凡的才华。

  此外,刘勰在《才略》篇评论王粲时说:“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瑕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他认为,王粲文思敏捷细密,不仅“兼善”四言诗和五言诗,辞赋写作也卓有成就。《诠赋》赞王粲的赋:“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亦魏晋之赋首。”王粲还长于论体,《论说》篇称其《去伐》“盖论之英也”。

  自然才性写出旧体新趣

  刘勰肯定偏才可贵,也感叹“兼善”之才难得,“才难然乎,性各异禀”(《才略》)。但所谓“兼善”之才也有其特别擅长的文体。如东汉蔡邕才情纵横,兼善颂、奏疏、对问等多种文体,尤其擅长碑铭文,刘勰认为这出于其自然才性。他在《诔碑》中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又在《铭箴》中称赞道:“蔡邕铭思,独冠古今。桥公之钺,吐纳典谟。”碑文多以序记事,以铭颂德;碑铭写作需作者既能“资乎史才”,又要深谙音韵。蔡邕的碑铭效法典谟,巧义卓立,音情婉转,是才性与文体的完美融合之作。

  西晋潘岳在诗、赋、哀、诔等文体写作中都有较高成就。刘勰在《才略》中称赞说:“潘岳敏给,辞自和畅,钟美于《西征》,贾余于哀诔,非自外也。”此外,他还在《文心雕龙》文体论部分多次评及潘岳,如称:“张潘左陆,比肩诗衢”(《明诗》),“太冲、安仁(潘岳字安仁),策勋于鸿规”(《诠赋》),但着墨最多的还是《哀吊》和《诔碑》两篇。刘勰认为,潘岳的才性尤其擅长写哀诔文。《全晋文》收潘岳诔文14篇、哀辞8篇,皆为情恸悲苦、音情顿挫的佳作。刘勰评价潘岳时说:“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体性》)潘岳屡遭丧亲之痛,他将无限悲情喷发于笔端,以激情突破文句的舒缓节奏,促成“四言促节”的新变。潘岳哀诔文“巧于序悲”“体旧而趣新”的特性皆出于他独特的创作才性,这使其哀诔文达到了“莫之或继”的高度。

  博通之才推动文体创构

  “兼善”之才博学融通,才思机敏。他们深谙为文之奥秘,通晓各类文体的写作法则,因而能充分发挥才性,遵循文体惯例又不断突破陈规,故可在多类文体领域取得创新性成就。对此,刘勰在《总术》中论述到:“夫不截盘根,无以验利器;不剖文奥,无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资晓术,自非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所谓“圆鉴”乃圆融贯通的才性,有这种才性之人既善于区分诸种文体之不同,又能“兼解以俱通”“随时而适用”(《定势》),在文体交叉和体式融合中进行新的创造。

  刘勰还论及博通经史、兼善治道的“通赡”之才。他在《议对》中称:“难矣哉,士之为才也!或练治而寡文,或工文而疏治;对策所选,实属通才,志足文远,不其鲜欤!”对策写作既需“练治”,又要“工文”,两者兼具的通才实属鲜见。诏、策、檄、移、章、表、奏、启、政论等公牍文体,皆与王朝美政紧密关联,需政治才华和文学才华的贯通融合。而颂、赞、铭、诔、箴、祝等文体与儒家礼教密切相关,要写好这些文体,也需通经史、尚文艺的博通之才。刘勰在《程器》篇认为,才士应“贵器用而兼文采”,又主张“君子藏器,待时而动。发挥事业,固宜蓄素以弸中,散采以彪外”。由此可见,刘勰应极为赞赏此类通才。

  刘勰认为,文人的才性特征与其文体选择关联紧密,“才性异区,文体繁诡”(《体性》)。在他看来,无论“偏美”之才还是“兼善”之才,皆出于“自然之恒资”(《体性》),而只有兼顾博学融通、深谙文术,才能在特定文体或多种文体写作中驰骋才性,出奇制胜。此外,刘勰强调,才性与文体顺向结合的创构模式,“随性适分”“惟才所安”(《明诗》);如果悖逆才性,“牵课才外”(《养气》),则“无所取才”(《杂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中古文学理论文献整理与研究”(17AZD02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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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贾奋然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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