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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粹主义政党兴起与西方政党政治危机
2020年07月22日 10: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丁琪 字号
2020年07月22日 10:1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丁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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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体制的整体性危机催生了民粹主义政党,但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的民粹主义政党又无力缓解这种危机,反而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西方社会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充满着政治不确定性的未来。

 

  虽然政党政治形式上表现为不同政党之间的横向竞争,但实质上代表了一种国家与社会间的纵向联系。从20世纪中后期以来,伴随着政党意识形态的趋同和“共识政治”的出现,西方政党与国家越来越紧密而与社会越来越疏离,且日益服从于国家逻辑,“从而丧失了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和政治运动的特征”。这种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的政党形态,被卡兹、梅尔称为卡特尔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的形成,使得西方政党逐渐变成“国家代理人”,其作为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中介角色不复存在。

  西方传统政党的转型与衰落

  在西方政党国家化的过程中,伴随着政党意识形态和纲领政策的趋同,通过政党轮替来实现不同社会集团利益再分配的前提也就消解了。民众无法像过去一样根据不同政党所坚持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来选择政党。西方政党轮替的“政治”意义消解了,政治问题变成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或治理能力问题。“政府本身变得越来越去政治化和常规化,它看起来需要的更多的是与经营管理相匹配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不是民主。”民众被排斥在社会公共决策机制之外,形成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

  因此,西方政党在近几十年所发生的转型和衰落,不仅是“群众型政党”这种特定政党形式的衰落,而且是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民主的整体危机。在丧失了政治性功能后,政党也就丧失了其根本性价值,从而陷入深刻的功能危机,西方代议制民主也就成为一个没有内容的空壳。因为,公民通过选举机制来选择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并对违背其职责的政党和政治人物进行问责,是代议制民主得以发挥作用的预设前提。但是在意识形态趋同和政党“卡特尔化”的情况下,政治过程脱离了人民的控制,政党政治不再被看作是社会对国家施加限制或控制的过程,而成为“统治者控制被统治者的一种手段”。代议制民主沦为一种“仪式性”民主,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质作用。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撕裂进一步加剧。在社会分化持续扩大的同时,西方各国传统政党的差别却在缩小,主流政党的同质性与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一系列经济、政治、文化困境面前,传统政党和政治精英无能为力,民众迫切需要在传统政党之外找到表达和代表其利益的渠道和声音,民粹主义政党应运而生。

  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

  近年来,西方各国都出现了反建制的新兴政治力量上升的局面。带有明显纳粹色彩的德国选择党、由喜剧演员毕普·格里罗领导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以激进左翼面貌出现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民粹主义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同时,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主流政党内的反建制派别和民粹主义力量也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在传统政党内部造成了很大的震荡和冲击。与传统政党迥异的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被西方学者认为“代表着一种新型的党派政治”。那么,民粹主义政党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它又会给西方政党政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对选民的迎合与政治代表性的重建。与意识形态趋于中间化的传统政党不同,民粹主义政党一般都具有鲜明的(甚至趋于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满足了特定群体的利益表达的需要。如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把经济正义和分配问题作为自己关注的主要议题,批判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两极分化和对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损害;而右翼民粹主义则致力于维护白人群体的利益,表现出了强烈的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反对外来移民、女性和性少数群体对本土白人所造成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冲击。这种鲜明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迎合了普通民众寻找政治代表性的希望,获得了迅速发展。

  第二,开放性与去中心化的政党结构。民粹主义政党预设了“人民”与“精英”的二元对立,人民与不能代表人民真正利益的精英之间的对立构成了民粹主义政党的核心政治框架。他们把自身理解为人民利益的真正代表,而把已经蜕变的主流政党看成实现真正民主的障碍。因此,民粹主义者反对代议制民主和政党的中介机制,主张民众绕过现行政治框架而直接参与政治。而互联网则为民粹主义政治提供了最好的平台与中介。

  正像互联网的发展破坏了实体零售模式一样,互联网在政治领域的应用也破坏了传统的“实体”政党模式。互联网的出现和社交媒体的发展,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交易成本,成为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11年以来,西班牙建立了490个新政党,这些政党很多都是依托“脸书”或“推特”在网上召集形成,具有门槛低、“来去自由”的特点。同时,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推动下,一些之前毫无从政经历的反建制“政治素人”获得了直接参与政治的可能性。如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获胜的特朗普、2018年5月出任意大利总理的朱塞佩·孔特、2019年当选乌克兰总统的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在选举获胜之前都是没有担任过政府职务的“政治素人”。

  第三,激进政治话语与现实政治行动之间的矛盾与悖论。在重建政治代表性的过程中,尽管民粹主义政党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建制和反体制特征,但是它依然在主流政党政治的框架内参与政治竞争,因而也就必须遵守现行政治体制的规则。这样,在其激进的政治话语和现实的政治行动之间就表现出了深刻的矛盾和悖论。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领导的希腊“激进左翼联盟”。在2015年希腊大选中,齐普拉斯顺应希腊民众的要求打出了反紧缩旗号,因而在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但是在上台执政后,在现实的政治和经济困境面前,齐普拉斯却最终选择向欧盟妥协,继续实行紧缩政策。这引发了其支持者和选民的不满,导致其在2019年的大选中失败。

  西方政党政治的危机

  正因为民粹主义政党表现出的悖论性特征,一些学者将其称为“反政党的政党”。那么,这种“反政党的政党”能否挽救岌岌可危的西方政党政治和代议制民主?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缺乏传统政党稳定的纲领、意识形态和组织体系,也缺乏稳定的支持者和群众基础,因此表现出强烈的碎片化、不稳定和不可测的特征。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得很多民粹主义政党呈现出快速兴起又快速衰落的特点,沦为西方政治体制中的泡沫。另一方面,民粹主义政党尽管在在野时期表现出强烈的反体制和反建制特征,但一旦上台执政,又不得不向既有体制和建制派精英妥协,而这种妥协又会激起其支持者的反弹,引发民粹主义政党的执政危机。

  民粹主义政党所面临的这种两难困境,是因为其并没有从整体上变革西方政治体制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诉求和能力,而是试图在西方政治体制的整体框架内寻求激进变革,这必然是一个无解的困境。当前西方政党政治体制的整体性危机催生了民粹主义政党,但破坏性有余、建设性不足的民粹主义政党又无力缓解这种危机,反而深陷泥潭而无法自拔。西方社会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更加充满着政治不确定性的未来。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2020MYB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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