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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共政策视野中的家庭政策变迁
2016年11月10日 07:3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聂飞 字号

内容摘要: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础、最普遍的组织,它不仅可以满足个体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且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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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础、最普遍的组织,它不仅可以满足个体物质与精神需求,而且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对于个体而言,家庭为社会成员提供了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是社会成员最亲密的利益共同体;对于国家来说,家庭是保障社会发展与国家稳定的最有价值资源,更是促使社会系统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

  家庭的重要性使其成为诸多国家政策发生作用的结合点,国家通过制定与执行家庭政策(与家庭相关并以家庭为对象的政策)对家庭领域进行干预与管理,实现对社会成员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家庭政策成为调整国家—家庭关系、国家—个人关系的重要工具。国家对家庭功能、家庭价值的认识与重视程度决定着家庭政策的走向,家庭在国家公共政策视野中的位序会因时代变迁与国家政策取向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国家和家庭的关系、界限也在不断变化。

  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传统社会,家庭不仅是个人唯一的福利组织,而且是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家庭不仅承担着个人发展的各种保障功能,而且是国家统治的基本单位,家庭与国家紧密结合、水乳交融,国是家的延伸,家是国的基础,家与国处于一种同构状态。国与家通过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紧密相连,家族主义与国家主义是相通的,家庭充当着国家管理社会的工具,治国与治家是相通的,“家国同构”成为传统社会维持统治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19世纪后期、20世纪前期的社会革命浪潮中,封建统治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传统家庭主义被认为“应以革命去之”。从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者与思想家在对封建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的批判中纷纷提出改造家庭、革新家庭制度的主张。在社会革命动荡的真空期中,家国关系逐渐被割裂、疏远,“家国同构”模式开始走向瓦解,家庭不再是政治秩序的基石,并开启了家庭在国家视野中去政治化的进程。

  改革开放前的近三十年,巩固政权与工业化是国家最大的政治,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公社与单位制等均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点的国有化运动与改革,传统的“家天下”理念被“舍小家、顾大家”理念所取代, “家国同构”失去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文化环境,家与国的关系不再密切。国家以强制性的制度变革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全面改造,集体化大生产代替传统家庭功能,单位制与人民公社制成为社会的基础组织,传统家庭的社会空间被严重挤压。作为公共产品的家庭政策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传统家庭被改造,家庭的功能萎缩,家庭的社会价值被忽略,家庭不再是国家管理社会的单元与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巨大的变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模式使中国步入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的新阶段。人民公社退出历史舞台,家庭逐步从社会公共生活中独立出来,家庭的价值与功能实现了部分回归。但在这一时期,经济增长成为一切的根本,与家庭相关的社会政策更多被经济政策所“覆盖”。国家对家庭的资源供给能力弱化,并将很大一部分保障责任转移给家庭自身。这一时期家庭政策的重心在于问题家庭和失去家庭保护的弱势群体,家庭政策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处于底层甚至成为政策盲区。

  伴随着与家庭有关的服务走向市场化与商品化,城乡家庭的结构与功能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迁,日益显性化的家庭问题已经逐步走出私人领域,越来越多地成为公共问题(养老、医疗、教育等)。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春节团拜会上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紧密结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促进家庭和睦,促进亲人相亲相爱,促进下一代健康成长,促进老年人老有所养,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点”。

  习近平总书记阐述了国家与家庭的关系,为国家治理时代家庭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家庭不仅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单位,而且是满足社会成员发展需要的最有价值资源,将家庭放归国家治理体系中,可以以更少的代价和成本解决社会问题,恢复并扩展家庭的生产、生育与养老等功能,为公民提供全面、公平、合理的社会服务,可以促使社会系统更好发挥作用。家庭的价值与功效和国家治理需求是相吻合的,和谐、功能正常的家庭不仅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更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和微观基础。在国家治理时代,国家必须将家庭从治理的边缘逐步纳入核心,必须考量、适应家庭的现实需求,在人口政策、教育政策、婚姻政策、养老政策等与家庭直接或者间接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中,将家庭作为重要的维度,完善家庭政策的顶层设计。家庭政策的构建要将恢复家庭的传统照料功能和经济功能为根本,为家庭发展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与发展空间,给予家庭更多的支持与保护,重视家庭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重构新型的家国关系,这是实现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条件,也是广大社会成员享受公平、可持续公共服务与福利的重要保障。

 

  (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印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比较研究:基于实地调研”(15JJDZONGHE00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洛阳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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