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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刨一个坑都挖出一口深井” ——杨义与《论语还原》
2015年06月08日 19:08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刘彬 字号

内容摘要:《论语》何以称《论语》,而不是按照《老子》《孙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的义例称为《孔子》?作为儒学创立者,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孔子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感慨发生于何种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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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义近照 本报记者 刘彬摄

  《论语还原》书影

  《论语》何以称《论语》,而不是按照《老子》《孙子》《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的义例称为《孔子》?作为儒学创立者,出生于武士家庭的孔子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孔子“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感慨发生于何种现场?

  带着52个疑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杨义孜孜矻矻,翻阅和梳爬了大量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材料,对古人的知识发生和生命活动揆情度理,力求在破解文化谜团上有所收获。近日,105万字的《论语还原》(上、下册)(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为杨义的先秦诸子还原又加上一笔。

  “走火入魔”的学术热情

  仔细拜读过杨义这部巨著的原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一独创性的研究成果一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与杨义相识30多年的这位老编辑,曾经亲手编辑出版过杨义十几种著作,见证了这些年杨义在学术之路上的专研不辍。

  “不同时期,杨义所走的学术道路不同,兴奋点和学术方向的转移,超乎常人所能。”据李昕介绍,20世纪70年代杨义从研究鲁迅起步,80年代花十年时间研究中国现代小说史,90年代杨义的注意力开始向更宽视野扩展,从小说学扩展到古典文学,出版了一些理论研究著作,比如《中国叙事学》《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此后又接触诗学。进入新世纪以后的10年,杨义开始创造大文学概念,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地理学和民族学的概念上拓宽文学的概念。“尤其近七八年以来,杨义诸子还原结累累硕果。先是《老子还原》《庄子还原》等,再是今天的《论语还原》,从杨义走过的这条学术道路来看,他每十年转移一次战场,领域越来越宽,研究的内容越来越深。”李昕说,杨义由文学而进入史学,由史学而进入经学,表明他对中国文化研究追根溯源的清晰思路。

  “这些年杨义的研究是逆流而上的,他穷追猛打,追溯到两千多年以前。”李昕对这位古稀之年的老朋友赞许有加。“通过换战场,杨义打通了多个领域,最明显的是打通了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小说叙事学和小说史学、汉民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包括《中国叙事学》在内的很多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意义。”

  “搞学术最忌讳四处刨坑到处不见水,而杨义每刨一个坑都能挖出一口深井,令人叹服。杨义取得这些成绩,除了思维敏捷、善于捕捉问题、勇于创新和敢于跨界之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读书多,功夫下得深。”李昕介绍说,20世纪80年代杨义为撰写《中国现代小说史》,常常一架子一架子地借书看。在学术上,他几近“走火入魔”。

  一幅生机盎然的孔子文化地图

  两千年来很多学者都在探讨中国文化何以生成,何以成为经典,各种著作汗牛充栋。“但以一己之力这么系统、透彻地阐发新见,老实说,难能可贵。”李欣坦言。

  此次出版的《论语还原》,是杨义对《论语》的发生过程进行实证的古典学的研究。全书分为三部分,其中“内编”采用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的方法,论证了《论语》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前后的50年间的三次编纂,以及每次编纂在文本上留下的生命痕迹;“外编”贯通《论语》和儒家“五经”以及传世文献、出土简帛材料,对孔子和门徒传经的特点和脉络进行知识考古,考察典籍材料上的“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形态;“年谱编”则缀合大量散落的材料碎片,以历史编年学的方法,采用古代天文历法的知识,对公元前552年至公元190年孔子的生平,及《论语》的编纂、传播、形成定本的历史脉络和历史事件现场,进行逐年和逐时段的排比和考证,形成一幅包罗万象的孔子和《论语》的文化地图。

  杨义说,《论语》创世纪的根中之根,不是孤立存在,凭空发生的。它的生命之根,向上关联着六经,向下延伸到七十子之学,具有纷繁复杂的血脉渊源。因此不清理孔子整理“六经”、问礼授徒的人生历程,不清理七十子传道、传经的多元脉络,以及由此相关的浩繁的存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就不可能抵达《论语》的生命之源。

  “既然涉及浩瀚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就必须深入战国秦汉的书籍制度,敞开其口传和抄本、组简单篇流传和校雠整理交互出现的过程性,清醒而透彻地厘清上古书籍制度迥异于宋元以后的刻本制度的具体形态。如果依据宋元以后的版本目录学硬套战国秦汉书籍,抓住片言只语而斥之为‘伪书’,就有可能自造学术陷阱,使传统文化碎片化或空心化,这种教训不可谓不沉重。”在《论语》还原过程中,杨义甚是下了一番功夫,也有深刻的体会。

  杨义发现,大量的出土简帛给学术史提供了深刻的晓谕,战国秦汉典籍中存在着“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的现象,对此不能简单地判其真伪,更重要的是究其原委,考察其间的变异与文本在不同时段、不同地域、不同学派群体间传播的复杂关系。以此考察孔子到杞国搜集到《夏时》并最终衍变成《夏小正》文本,又以此考察曾子、子夏、子游、子张、子贡及子思在传道、传经、传事上特征各异的脉络,以及孔府之学在古文经取代今文经过程中的潜在功能,都可能在广阔的视野上拓展一幅丰富全面、生气盎然的孔子文化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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