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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夏学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
2014年02月25日 15: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30日第543期 作者:安静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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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西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含了与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发展和建立政权、西夏王朝以及党项族消亡相关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科学技术、文献整理、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西夏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时近200年的西夏王朝,由此出发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更具历史意义。

 

  史金波,1940年3月生。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西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等。曾获得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学术领域为西夏文史、中国民族史和中国民族古文字。出版著作30种(含合作),发表文章260篇,参与撰写、编辑辞书等25种。

  西夏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包含了与西夏主体民族党项族的发展和建立政权、西夏王朝以及党项族消亡相关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科学技术、文献整理、文物考古等方面的研究。西夏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时近200年的西夏王朝,由此出发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更具历史意义。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史金波先生。

  蓬勃发展的西夏学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好,请您从学科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简单介绍一下西夏学。

  史金波:西夏王朝从李元昊正式称帝建立王朝到被蒙古所灭共传十主,历时近200年,先后与北宋、辽,南宋、金鼎足而立,称雄一方。历史上留存的西夏文献并不像同时代其他王朝那样丰富,直到近代文物考古使西夏文物、文献重见天日,才催生了这一门学科。总体说来,西夏学就是研究西夏王朝各方各面的综合学科。

  中国西夏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

  初创时期(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夏学的兴起以1909年俄国科兹洛夫探险队在黑水城(今属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城外的古塔中发现大量文献和文物为主要起点。当时随着文献逐渐公诸于世,国内一些国学大师,如陈寅恪、王国维、罗振玉等,参与了西夏文的研究。同时代,主要研究西夏学的还有罗福成、罗福苌和王静如。他们从解读文字、研究语言、介绍文献、考证文物等方面入手,为该学科的奠基作了诸多贡献。

  恢复、发展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二战期间,西夏学一度停滞,之后才逐步恢复。20世纪70年代后,国内西夏学迅速成长,特别在文献解读方面成果斐然。

  繁荣、发展时期(本世纪以来至今)。21世纪以来,随着黑水城文献大量公布于世,西夏学研究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特别批准了“西夏文物研究”项目,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

  目前,西夏学处于兴盛发展的态势。一是研究资料比较丰富。过去国内的西夏学研究苦于缺乏文献资料,只能依靠俄国公布的少量黑水城文献进行研究。现在,研究资料极大丰富,且多为一手资料。二是从事西夏学研究的人员增多。过去这门学科是冷门,是绝学。我师从王静如老师学习时,全国只有两三个西夏研究者。现在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都专设了这一学科,西夏学研究人才已分布全国很多地区。三是西夏学研究的科目多。西夏学不仅囊括对语言、文字、历史、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等社会科学的研究,还包含了对西夏时期医学、建筑、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的研究。四是近些年的成果多。目前,每年与西夏学有关的研究著作有十几种以上,论文数以百计,比过去显著增多。总之,我国的西夏学研究具有力量比较强、人员比较多、发展比较快的特点,不少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推动了国内外西夏学的发展。

  突出出土文献的地位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事西夏学研究已数十年,您认为西夏学研究的难点和特点是什么?

  史金波:在西夏学的研究历程中,过去的难点在于资料匮乏,无法突破。由于西夏的汉文文献资料稀少,所以西夏王朝一直被称为“神秘的西夏”。俄国探险队发现的大量文献和文物中,仅西夏文文献就有数千卷,也有相当数量的汉文及部分其他民族文字文献,至今仍藏于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文物则藏于冬宫博物馆(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藏黑水城文献包括了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法律、社会文书、文学、宗教、天文、历法、医学等文献,以及译自汉文、藏文的文献。之前,国内的西夏学研究主要依靠俄国公布的少量黑水城出土文献。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与俄罗斯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开始合作出版《俄藏黑水城文献》,由此打开了西夏学研究的大门,让学者足不出户便能获得一手材料。《俄藏黑水城文献》在国内出版是西夏学迅速发展的关键点,研究资料匮乏的难点也迎刃而解。

 

  西夏学研究的另外一个难点是解读西夏文文献。经过几代人的研究和探索,直到20世纪70年代,我们才能较通畅地翻译西夏文献。在解读西夏文中还有一个难点,那就是识别西夏文草书。西夏文草书是用来书写西夏时期的社会文书,如户籍、军籍、账目、契约、书信等,是西夏社会生活的缩影。但现存的草书文献有的较为完整,还有很多为残片。我花了七八年时间来释读,为残片定名,以便出版。目前,《俄藏黑水城文献》(十二、十三、十四卷)出版了这些草书文献。近些年,我撰写了一些解读、研究西夏文草书文献的论文。西夏学研究注重西夏文献与汉文献相结合、文物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尤其突出出土文献的研究地位和学术价值。

  历史研究与现实问题接轨

  《中国社会科学报》:当下,国家大力支持西部地区发展,请您谈谈西夏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史金波:西部大开发离不开对西部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关系史、与国外交往史的研究。西夏王朝存在近两个世纪,位于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从地域来讲,西夏连接了中原和西域,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从宗教文化来讲,西夏王朝接受了中原地区的佛教,又吸纳、传播了藏传佛教。从文化来讲,西夏王朝广泛接受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并把这种先进文化大大向西扩展。从经济发展来讲,西夏王朝创建了银川这样较大规模的城市,发展了武威、灵州等城市。此外,西夏印刷术接受了中原的雕版印刷,发展了活字印刷,又从泥活字印刷发展到木活字印刷,为利用、弘扬先进的印刷技术作出了突出贡献。

  如今国家着力西部大开发,最近国家又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宏伟设想。西夏学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历史上的西部地区,包括当时的自然环境、生产发展和生态的关系、各民族间的关系、宗教和宗教政策、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及当时各种政策的得失等,可以为当前考虑、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参考。

  西夏王朝民族关系的包容开放

  《中国社会科学报》:西夏时期的民族关系如何?对当今社会有哪些借鉴意义?

  史金波:在西夏社会中,党项族(番族)和汉族是西夏的两大主要民族。这两个民族有着十分密切的往来。在经济上,以党项族为主的牧业和以汉族为主的农业并重;在政治上,自皇帝以下有党项人和汉人同朝为官;在文化上,番礼和汉礼交互行用,就连文字的使用也是番文( 西夏文)、汉文同时流行,而且西夏文本身就是参借汉字的笔画和造字方法创制的。

  与西夏同一时期的还有宋、辽、金政权。宋是中原王朝,辽、金、西夏是和中原王朝分庭抗礼的少数民族政权。一方面,西夏的国势较宋、辽、金处于劣势,有学习先进文化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西夏紧临中原,倡导向汉人社会学习,对汉族的先进文化、科技吸收较多,发展较快。当然,在西夏皇室中也有番礼和汉礼的斗争。在斗争中,不仅吸收了汉族文化,也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

  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是,西夏王朝没有明显的民族歧视。例如根据相关资料,西夏法典《天盛律令》里面没有关于民族歧视的法令。西夏朝臣只按官阶、文武排序,不以民族不同排序。西夏没有实行辽、金、元盛行的等级制,而是提倡一种各民族和合相处、包容开放的民族关系。出土的文献中有一种西夏文、汉文两种文字相对照的词语集《番汉合时掌中珠》,便于党项人和汉人互相学习对方的语言、文字。作者在序言明确倡导:“番汉语言,可以具备。不学番言,则岂和番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这部词语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双语双解四项词典。据目前的文献记载,西夏近200年中未见发生过党项族以外的民族起义。这种包容开放的民族关系是西夏王朝得以延续近200年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今,我国各族人民都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社会的前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历史的主流,和谐的民族关系有助于加强各民族的发展,而各民族间的交流和交往又进一步促进民族关系的深度和谐。各民族应加强交流、交往、交融,取长补短,共同奋进,一起改善民生,推进中华民族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和繁荣。

  党项族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种类型

  《中国社会科学报》:从西夏学出发,您怎样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史金波: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观点提出后,曾就此召开过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并作了《从西夏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报告论文,此文后来发表在费先生主编的《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一书中。西夏时期,宋、辽、金、西夏多政权并立。宋以中央王朝自居,辽、金、西夏也都不自外于中国。这些王朝各自都希望统一中国,但都未达目的,只能维持势力大体平衡的分立王朝,并为此后的大统一准备条件。各王朝中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积极参与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如党项族迁入西北地区后,8世纪中叶,唐朝爆发了“安史之乱”,党项族首领出兵助唐平叛。唐末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当时党项族首领响应唐僖宗号召,率军勤王,联合其他节度使攻下长安。西夏元昊称帝,都要上表给宋朝,希望得到宋朝的批准。西夏与辽、宋、金有战有和,长期为属国。而宋、辽、金也为兄弟之国,来往频繁。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多元” 体现了多样性,也体现出各民族之间的紧密联系;“一体”是长期发展的过程,既是历史又是现实。西夏王朝中党项是主体民族,和其他民族交错居住,形成大杂居的态势,民族间交往十分密切。党项族本身也吸附了其他民族,而后又融入其他民族当中,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进程中的一种类型。从西夏学出发,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种历史痕迹。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乌桓、鲜卑、羯、氐、契丹等民族都走了类似的融合道路。

  在中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交往密切,总在自动地、不断地相互吸收、借鉴、融汇,这成为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是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的。当前,我们更要站在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的高度,加强民族交流,加强国家认同,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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