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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先生的学术人生
2014年02月25日 14:51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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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心提示】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地方往往在于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行之一贯,而徐先生更能把自己的人生信念贯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自己具体的言与行见之于社会,这就更不容易了,需要有一种独特的内在力量的支撑。也许“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本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人尽天责,天随人意,是为境界。

  徐中玉(1915— ),著名文艺理论家。江苏江阴人。曾执教于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和沪江大学, 1952年起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历任系主任、名誉主任、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中文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会长,古代文学理论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主席和《文艺理论研究》、《古代文艺理论研究》主编等。著有《民族文学论文初集》、《文艺学习论》、《论苏轼的创作经验》、《古代文艺创作论集》、《激流中的奋进》等论著。

  从我1982年初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读研究生,到日后参加工作、离开上海而后又回到上海,除了导师钱谷融先生之外,徐中玉先生对我一直特别关爱和扶掖,令我感念。徐先生即将年跨百岁,他是人人敬慕的文化老人和文坛寿星。

  健行者: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说到徐先生的魅力与长寿,就不会不谈到他的健行。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华东师范大学校园内一道独特的风景。徐先生身材瘦高嶙峋,行步如飞,再加上那独特的走路姿态,相信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其实,我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之时,徐先生已是67岁高龄,按中国人的说法,已经年近古稀,有如此身姿精神,实在少见。此后,徐先生虽然年事渐高,但一直保持着健行的习惯,人们经常还能在公园和街巷间,以及在很多公共活动场合见到他的身影,听到他爽朗的话语。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我的意识中,这句话和徐先生那矫健的身影已经融为一体了。随着对徐先生的经历与学识的了解,就越发感受到这种自强不息的魅力,这就是他身上所体现的那种中国传统文人的生命活力,务实、知恒,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一直保持那种强者自勉、固志不倦的进取精神。

  徐先生更是一个人生的健行者。这对一个亲历过世纪的磨难、遭受过种种不公平待遇的知识文人来说实属不易。因为这意味着要能够超越自我的苦难,拥有一种坚定、坚毅和坚强的情怀。1993年,许杰先生去世后,徐先生曾写了多篇文章来纪念他,字字句句透露出了曾同甘共苦过的沉痛和忧患,读后令人非常感动。在1994年出版的论文自选集中,徐先生的代序以“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为题目,这不但是他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感怀和总结,更体现了他在风雨中形成的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就是“自强不息,仁爱为怀,天下为公,以身作则”,能够使人真正感受到鲁迅所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的人生境界。

  践行者:为文须有益于天下

  说到徐先生的健行,最好用“践行”来注释。徐先生学术人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务实和做事,一生用行动来践行和实现自己的理念和理想。记得第一次见到徐先生是听他的讲座,讲的是顾炎武的文学观,其中所讲的“有志于天下”、“为文应力求有益于天下”等观念,至今还记在我的笔记本上。从学术著述来看,徐先生所关注和研究的范围很广、很杂,从古典文学到当代创作,从理论创作到作家作品研究,几乎都有涉猎,但是无论写些什么,其中都贯穿着求实、“文须有益于天下”的意念,有感而发,有用而做,有益才说。

  所以,徐先生论说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具有现实针对性:一是在各种文章和演讲中所表达的对极“左”思想及其文艺思潮保持一贯的批判精神;二是对中国传统文艺精神和资源的爱护、发扬和复兴的建设性态度。我甚至认为,这两点在思想上不仅相互联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且是贯穿于徐先生近年来学术活动和研究的基本精神。

  就前者来说,这里或许熔铸了先生近一个世纪对历史的深刻体验和总结,可以说是他在学术活动中最执着的地方。这种思想不但表现在他的学术、教学和其他文化工作中,也表现在他各种各样的文章和讲话中。无论学界出现何种风波,他都一贯坚持了这种观点。

  务实与践行,这不仅表现在徐先生的著书立说上面,也表现在他身体力行所做的有关学术建设的大大小小的事务中,包括带学生、办杂志、举办讲座和鼓励后学等。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因为我经常在小小的挫折面前就会抱怨,还经常幻想着逃避现实。

  筑路者:条条大道通罗马

  徐先生不仅是个健行者,更是一个筑路者,为学术发展开路,为年轻人铺路。最近,我收集了自己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古典文论研究篇章,结集为《灵气与性情》。我在后记中写道:“……这本《灵气与性情》,是我多年来阅读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的心得和札记,文章都是发表过的。这里,首先要感谢恩师钱谷融先生和徐中玉先生。我原本是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但是徐中玉先生对于中国古代文论的热爱和识见激发了我,使我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古代文论研究领域;而徐中玉先生更是毫无门派之见,对于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给予呵护和支持,发表在他主持的《文艺理论研究》等刊物上。”

  作为一个文化人,徐先生一直十分推崇和服膺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在谈话中,徐先生曾多次提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讲到兴头上,就说“连半部论语都用不上”了。也许正因为如此,到了晚年,徐先生对于鲁迅也有些微词,他为被鲁迅批评过的文人抱不平,常使人拊掌赞同。

  其实,我对于孔子是有一点小意见的。也许由于我是一个自由散漫的人,对于孔子的“克己复礼”之类“做人”之理,实在有点可信而不可爱之感,而对于坐着牛车到处游说的孔子,也只能敬而远之。至于鲁迅,我喜欢他的个性,敢于与几千年形成的文化传统对峙,能够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但我对徐先生的观点非但不感到不舒服,反而感到由衷的认同和赞赏。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谈学术,在总的方向和目标上是相通的,这正好验证了徐先生经常所说的“条条大道通罗马”,不同的学术路径、观点和个性不仅不会损害学术,反而会增强学术包容和创新的能力。所以,在徐先生面前,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看法。徐先生所思索的天地比我大得多,所评说的是他心目中的孔子与鲁迅,跟我有所不同,这有什么关系呢?

  再说,各说各的又互相倾听甚至欣赏,又有什么不可呢?由此我想,如果真正把学术看作是“天下公器”,不介入私利和权力之争,各种不同的学派、思想、观点甚至立场、价值观,完全可以相濡以沫、相互取长弃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是可以实现的。

  说到筑路者,就不能不提徐先生对于教育和学术的奉献精神。最近一次我去探望徐先生,一进门保姆就告诉我,徐先生把自己几乎所有积蓄100万元捐献给学校了,而且指明要给中文系。此时的徐先生听力已经不好,只是一直微笑着,自己对于这件事却只字不提。

  我感动了,不仅为徐先生的捐献,而且也为他的家人。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地方往往在于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行之一贯,而徐先生更能把自己的人生信念贯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通过自己具体的言与行见之于社会,这就更不容易了,需要有一种独特的内在力量的支撑。也许“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原本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概念,人尽天责,天随人意,是为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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