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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研究呈现理论思考新样态
2020年01月06日 08: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林枫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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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史研究进入了理论思考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的理论探究。

  2019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各个时段的研究佳作迭出,新意十足,新的学术研究范式正在形成过程中。

  注重学术话语权

  一百余年来,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以西方为标杆,当前的学术话语体系也在相当程度上是参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但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扎根于西方的土壤,有其特定的适用性,有鉴于此,中国古代史研究正在不断尝试加快构建学术话语权。在诸多议题中,学者均试图建立中国的相关解说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史研究进入了理论思考的新阶段,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得到进一步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明显增强,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建立在实证史学基础上的理论探究。

  重大议题研究仍保持热度,并多有新说。先秦的宫廷政治、共和行政、世卿制度以及屯田、量制,秦汉的谶纬之说,唐代的藩镇、使职、府兵制、陵户,魏晋南北朝的夷夏之辨、九品中正制,唐宋变革论,清代考据学,富民社会、士人社会、官制、礼制,均属历久不衰的重点议题。但旧瓶新酒,旧议题多有新论说,如杨念群《清代考据学的科学解释与现代想象》(《史学史研究》2019年第2期)对学界流行的清代考据学评价模式进行反思和梳理,重新思考了考据学的利弊得失。

  国家治理、社会控制,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折射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亦复如此。国家治理思想、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经验、国家决策机制等,均有相关论著出现,如《中国社会科学》在2019年第1期刊发的 “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国家治理” 专题,以4篇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历史上的国家治理情况。王朝社会控制的研究也在国家治理话语下展开,羁縻、族群关系、地方防御、文化控制等议题均有不少学者涉及。

  社会科学化进一步加深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越来越着重于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的运用,但社会科学不仅仅是治史的方法和工具,更对历史学产生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影响。社会科学化使中国史学拥有了全新的视野和方法,其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都出现了大幅度调整,历史解释能力和理论化水平明显提升。中国史学的社会科学化,既是中国史学自身演变的结果,又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引进密切相关。2019年,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得到更为充分的运用,如乡里舆论与国家关系、社会流动、政治生态等方面。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政治学与文化史的结合,充分体现在对礼仪、仪式与国家关系、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考察中。其中,上古史、中古史关注礼仪与政治的关系,着重考察郊祀等上层仪式;明清史则更注重礼下庶人的变迁、民间仪式与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密切联系。

  经济史、社会史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社会科学化的典型,研究方法上呈现多学科综合,尤其是社会学、经济学的影响较大,社会史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方法论上开始由资料解读向逻辑诠释转向,抽象思维、理性判断在经济史研究中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研究手段上出现技术性的转向,计量研究在经济史学中已然不可回避。历史计量利用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语言、统计学分析方法,采用微观应用计量进行因果识别、相关分析,又因从事经济史研究的经济学者增多,确实取得了若干引人瞩目的成果。如彭凯翔《货币化与多元化:白银挑动下的明清货币“复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6期)以经济学理论重新解释了明清白银货币化中的若干问题。

  全球视野日益形成共识

  “一带一路”是中国古代史研究在全球视野下展开的重要契机,海上、陆上丝绸之路,关注的不仅是传统的丝绸、瓷器贸易,还有书籍、纸张的特殊蕴意(荣新江:《纸对丝路文明交往的意义》,《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以及物质文化的双向交流。关于交通路线的研究,也开始关注更为遥远的地带以及以往研究较少的路途(马建春:《公元7—15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中东商旅》,《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全球化视野中的研究以经济史领域最为显著,全球化、白银流动,由此引发了数次专门性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第6期,也以“中国经济史中的白银演化”为题组织了笔谈,4位学者关注了明清直至近代的白银货币化问题。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也得以在全球视野下展开讨论(李怀印:《全球视野下清朝国家的形成及性质问题——以地缘战略和财政构造为中心》,《历史研究》2019年第2期)。

  与视野全球化相对应的是研究内容细碎化,研究方法实证化。其中,财政赋役制度史研究最为明显。先秦徭役、军赋,魏晋南北朝编户,唐代役的研究,明清时期上供物料、白银财政、灾蠲的研究,虽是老议题,但新的研究更为细致,如裘锡圭对齐国量制的考证(《齐量制补说》,《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1期)。先秦研究,已然细致至于地域文化,各时段的区域性研究均更加深入,不仅作为全国性研究的组成部分,而且与全球视野的区域史研究相联系,形成颇多共识。扎实的实证性研究,使得史料背后的书写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如侯旭东关于道光实录与鸦片战争的探讨(《事件是如何生成的?——道光的日常与“鸦片战争”作为事件的形成》,《学术月刊》2019年第11期),通过分析书写技术、书写背后的复杂内涵,吸引了不少目光。

  由此,考古资料在研究中得到充分运用。清华简、张家山汉简、里耶秦简、长沙东汉简牍等简牍的价值毋庸置疑,其运用达到新的高度,简帛释读从更多角度切入,延伸至更多议题,如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随着考古技术进步以及考古文物保护政策的推进,中国史研究得到更多考古实物资料的支撑,考古发现会引发新的议题,如海昏侯墓的发现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

  不同时段议题互相影响

  受限于资料来源等因素,不同时段议题差异仍较明显,但彼此影响可见端倪。秦汉讨论了异地诉讼、长安系士人;魏晋南北朝史方向关注了书籍史(金庆浩:《汉晋时期书籍的普及与东亚社会》,《南都学刊》2019年第4期)、家族婚姻;契约文书更多成为隋唐五代史的研究资料(如杨际平:《我国古代契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这一时期还议论了村民的经济身份;宋史方向出现了微观的个人生活轨迹研究(游彪:《名门后裔:宋代一个普通人的异常生活轨迹》,《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明清史方向出现了不少政治性议题,如封爵制度(秦博:《停封与激封:明嘉靖朝以降封爵制度的演变》,《中国史研究》2019年第3期)、行政变革等。

  明清史的研究重点从偏重经济社会史,向政治史、军事史、法制史转移;上古史、中古史则从政治史为主,向社会史、文化史、生活史转进。明清史及之后的中国史研究受到社会科学方法影响较为明显,这一趋势向上古史、中古史延伸。宋史议题则呈现明显的中间过渡性质。由于资料情况、计量运用等因素影响,中国古代史研究对明清史的关注持续增长。

  总之,2019年的中国古代史研究显示出勃勃生机,不同时段、不同研究领域在不断交叉融合,而且吸收了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使用了考古学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更有着全球性的视野,新的研究热点已然形成。

 

  (作者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历史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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