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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国家赔偿弥补错案受害者尊严
2020年04月22日 10:1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黄鑫政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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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认可“法治信仰”的概念,那么,聂树斌等错案受害者就可以称作是法治的“殉难者”。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在全国高级法院赔偿办主任会议讲话中所说,错案受害者实际上等于以一种悲剧形式为公共利益——法治进步做了“特别的牺牲”,“被动地”推动着法治的进步。我们每个其他国民都间接由于他们的牺牲、法治的进步而受到庇护,都是“受益者”,这也可以说是错案平反的“边际效益”。也因此,我们更加有义务为错案受害者的权利、尊严保护作出贡献。

  人格尊严、权利与新兴权利

  人格尊严(human dignity),或称人性尊严、人的尊严等,因译法不同,类似语境下可以混用,是法学基础理论问题之一。人的尊严也是权利,权利是个开放的范畴,随着事物、社会发展,外延必然会不断拓展。新兴权利是对权利本位的继承与创新。近年来,姚建宗教授推出新兴权利的权利范畴,颇有新意。“新兴”或“新兴权利”,有两种简单的类别:一种是先前未存在而随着科技、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出现的权利;还有一种权利是一直存在着、“埋藏着”,但少为人们所见、未被人们发现、挖掘出来并加以保护的权利,类似民法上的“埋藏物”“化石”等这样的“新兴”或新兴权利。至于未被发现、重视的原因,在于人们的认识水平、发现力、意识、法学发展水平、学术精细化水平、社会发展阶段等因素。

  错案受害者受损的人格尊严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旧权利”,错案中的人格尊严,是新兴权利的外延之一。人的尊严在康德那里就有过详细的讨论,然而如今错案受害者受损的人格尊严作为“新兴”权利提出来有新的意义,它亟须在实在法中获得更加充分的体现和保护。首先,错案受害者受损的人格尊严的弥补是司法救济的重要环节,是司法公正、司法文明、权利保护的关键作业。同时,重视错案受害者人格尊严的保护与弥补,能够为推进错案的预防起到重要作用。刑事司法过程中人的尊严保护,以及人的尊严的损害赔偿、弥补是人格尊严研究和保护的重要实践场域,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刑事赔偿对人格尊严保护的意义

  国家赔偿作为一门学科有总论与分论,总论包括国家赔偿的哲学基础、基本原理等,分论包括具体的赔偿领域。错案包括行政错案与刑事错案,相应地,赔偿也包括行政赔偿和刑事国家赔偿等。行政赔偿是国家赔偿的主要组成部分,刑事赔偿则是指司法机关错拘、错捕、错判而引起的国家赔偿。刑事国家赔偿的提法相对于刑事赔偿同样具有意义,因为刑事赔偿还可以指刑事案件私人之间的赔偿。现实中,将国家赔偿归为行政法专属的情况并不少见,国内开设国家赔偿课程的法学院并不多,且刑诉法专业将国家赔偿法列为基本课程的更是少数。本文采用刑事赔偿(或刑事错案国家赔偿)的提法,意在提醒有这样的区分。

  错案、刑讯逼供与国家赔偿是紧密联系的三个部分。错案自然涉及国家赔偿,国家赔偿体现矫正正义的功能,是司法的最后一道救济程序,“它让受冤者得以促使‘政府部门’改正错误”,本质是公权力侵权而产生的义务,具有维护、弥补受害者权利的功能,救济权利、保护人权是它直接的功能,其隐形的功能则是错案的预防与追责,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大法官在全国法院国家赔偿工作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的,“以赔促防,以赔促管”,毕竟“预防国家侵权行为的发生,也是对人终极的关怀”。同时,错案的预防反过来也减少国家赔偿的案源和压力,从而使国家赔偿有更大的空间,二者相辅相成。“上医治未病”,国家赔偿的理念,包括立法理念、司法理念等,也都应该以主动为本。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改之前的“刑事国家赔偿的申请需要义务机关确认自身确实违法”的规定,是较典型的消极立法态度或者“打太极”的立法体现。国家赔偿还意味着对加害人的非难。即国家赔偿也具有惩罚性职能,有助于对刑讯逼供、错案的预防。国家赔偿的终极目标不止是救济,更是为了预防。

  国家赔偿不够健全以及错案发生,学者很少将其归因于对人格尊严重视的不足。然而,人的尊严的重视及其研究是国家赔偿完善、刑讯逼供与错案防范的关键,三者关联很紧密。张传伟在其博士论文成书中也提到刑讯逼供的国家赔偿的对象应该包括人格尊严权。我国近年来平反了不少错案,而错案常常与刑讯逼供有关系,刑讯逼供一般会涉及对受害者人格尊严的侵害。

  以冤死者为例,冤死者的人格尊严是否可以弥补、应该如何赔偿?一般来看,金钱赔偿只对于受害者家属有用,与冤死者几乎无关,而赔礼道歉也因为冤死者的死亡而失去现实意义,这是针对“主体的尊严感受”意义上的人格尊严。人格尊严还有一个意义类型是“一个个体感受来自另一个个体的尊敬与否的尊严感、判断”,以刑讯逼供为例,刑讯逼供行为对人格尊严的侵害的实质是:受害者与刑讯逼供策划、行为施加人主体之间的相对意义上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人格尊严的社会(关系)属性。因此,冤死者受损的人格尊严的弥补,也要求针对错案作俑者对冤死者“较为直接”的弥补,赔礼道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如此。冤死者生前因诸如刑讯逼供而受损害的人格尊严是可以弥补的,不应因人死而不了了之,“权利始于出生终于死亡”这个习惯语在这里就应该被突破,也即权利的存在与权利损害的赔偿弥补可以超越生命之维直至人死后。

  错案防范与人格尊严保护的新方式

  国家赔偿,是人的尊严补救、维护的实践场域。现有的国家赔偿法明确刑事赔偿范围,对自由、生命健康等进行了列举式规定,但没有列举人格尊严的保护。国家赔偿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权利保障与救济的法律,有义务充分尊重人格尊严、保护公民人格利益。国家赔偿方式在不断丰富,金钱赔偿之外的精神赔偿方式也应受到进一步重视,毕竟非财产损害“可以通过确认人的尊严来抚慰因侵权行为遭受严重精神伤害的受害人,又可以制裁不当行为”,这样才能更好地保护、救济受害者权益。鉴于精神赔偿的属性,以及已有的错案防范方法及其实施效果,可以考虑采用“软”的“法治文化方法”,即包括:设立冤死者公墓制度、错案反思纪念日、错案纪念馆等,这里面涉及仪式(学)、人类学的知识内容,在此不详细展开。有部分学者、法官提倡救济方式的多样化,例如何家弘教授强调应该重视法治文化在错案防范中的作用,这样的思路在错案防范方面是弥足珍贵的。

  总之,未来国家赔偿法的修改应该包括精神赔偿的具体化、赔偿方式的多元化、赔偿范围的扩大化。国家赔偿范围、赔偿方式的丰富与扩张,更显实质法治的内涵、主动赔偿的旨意。正是错案中人格尊严这种权利未被认同和重视,导致其未能受到有效的保护。这样的“新兴权利”、未被发现的“亦旧亦新”的权利,应该最终在国家赔偿法中体现出来(不论是“总论部分”,还是在赔偿方式、对象的规定中)。国家赔偿、错案防范、人格尊严保护,是一体三面的事情,可以在同一法治问题下进行统合思考,国家赔偿也是一个跨学科议题。人的尊严作为法治、人文社科的重要范畴,作为胡玉鸿教授提出的法学的基本范畴,是需要实践靶向和应用场域的,恰好错案防范及其中的错案受害者人的尊严保护就是这样的场域,需要各学科的共同关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提升司法公信力法治路径研究”(15AFX01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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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黄鑫政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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