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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日新”的三重历史诠释
2019年12月31日 08:5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兴 字号

内容摘要:《礼记·大学》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注解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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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礼记·大学》篇“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的注解,是历代学者关注的焦点问题。学术史上对之有三种诠释,即《大学》文本引汤之《盘铭》的本义、郑玄和孔颖达的经学诠释以及朱熹的理学诠释,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诠释了“苟日新”的意义。

  成汤日新

  《大学》文本引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里,“盘”字是理解“苟日新”的关键所在。对此,历代学者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孔颖达、朱熹为代表。《大学正义》云“汤之《盘铭》者,汤沐浴之盘,而刻铭为戒”;《四书章句集注》说“盘,沐浴之盘也”。显然,二者都将“盘”注解为“沐浴之盘”。第二种观点是以南宋新定邵氏、清代俞樾为代表的“盥頮之盘”。俞樾在《四书辨疑辨一卷·汤之盘铭》中说“孔氏不知为盥器而以为沐浴器,殊非古义”,认为汤之盘应当为日常使用之“盥器”,从而否定了孔颖达的“沐浴之盘”说。笔者认为,“汤之盘铭”中的“盘”应当理解为“盥頮之盘”,即商汤洗手洗面所用之盘匜。原因正如邵氏所说,“以事情揆之,日日盥颒,人之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人们洗手洗面的频率远高于洗澡,因而将“盘”理解为“盥頮之盘”,能够与盘铭上的“日日新”“又日新”联系在一起,即人们每天都需要洗手洗面,两者相得益彰。相反,如果将“盘”理解为“沐浴之盘”,就会跟“日日新”“又日新”产生冲突,因为“沐浴”两字指既洗头又洗澡,根据《礼记》可知古人是三天一洗头,五天一洗澡,“《内则》篇记人子之‘事父母’,亦不过‘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而已”。即便在物质生活比较丰富的现代社会,我们都很难做到每天洗澡,遑论在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的三千多年前了。

  根据上面的论述,如果将“盘”视为“盥頮之盘”,那么“苟日新”的本义就应该理解为“日新其手其面”。商汤所要“日新”的内容主要是指洗净手部和脸部的污秽,使之保持清洁与干净。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汤之《盘铭》”的行为主体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他是一个有德有位的国君,其地位与道德都非常显赫,不能将其只理解为一个普通人而忘记其身份地位。故而,“汤之《盘铭》”作为一个警戒性铭辞,潜在地包含有“日新其德”的意义。

  君子日新其德

  郑玄《大学注》说:“盘铭,刻戒于盘也。极,犹尽也。君子日新其德,常尽心力,不有余也。”这就是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含义是“君子”要“日新其德”且“常尽心力”。在这里,“日新其德”的行为主体是“君子”。根据郑玄在其他篇章中的相关注解,“君子”主要指两类人:其一指卿大夫及国中贤者。《仪礼·士相见礼》云:“凡待坐于君子,君子欠伸,问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则请退可也。”郑玄注:“君子,谓卿大夫及国中贤者也。”《礼记·檀弓下》云:“任之虽重,君子不能为谋也,士弗能死也,不可。”郑玄注:“君子,谓卿大夫也。”其二指诸侯。《易·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郑玄注:“君子,诸侯。”虽然两种“君子”具体所指有所不同,但毫无疑问都是“为政者”,这与郑玄注《大学》篇题时所说“《大学》,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的观点紧密联系在一起。金春峰从周取代商的朝代更迭中推论出,“德”字的“本义是全生、保生、厚生,是政治范畴,非道德修养范畴”。而郑玄所理解的“为政”事实上主要是指为政之“君子”的“德政”,因此,他才特意强调“君子”要“日新其德”且“常尽心力”。

  孔颖达在承袭郑玄“为政者日新其德”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强调了“诚意”之于“为政者”的重要性。他在《大学正义》中说“汤之《盘铭》,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苟日新者,此《盘铭》辞也。非唯洗沐自新。苟,诚也。诚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唯一日之新,当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唯日日益新,又须恒常日新,皆是丁宁之辞也。此谓精诚其意,修德无已也”。在孔颖达看来,君子或者为政者只有做到了“诚意”,才能真正实现亲民,真正治理好国家。《大学正义》中说“《诗》云:於戏,前王不忘者,此一经广明诚意之事。此《周颂·烈文》之篇也,美武王之诗。於戏,犹言呜呼矣。以文王、武王意诚于天下,故诗人叹美之云:此前世之王,其德不可忘也”。孔颖达认为,通过“诚意”所表现出来的“德”对君王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君主之“德”会自然而然地渗透到“政教”之中,体现为“仁德之政”,能够让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总之,在孔颖达看来,为政者的“治国之道”是“诚意之道”由内到外、由本到末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这正是他强调君子或者为政者应该“精诚其意,修德无己”的原因所在。

  学者自新新民

  朱熹虽然接受了汤之《盘铭》要求不断“日新”的基本思想,“言诚能一日有以涤其旧染之污而自新,则当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间断也”,但是对于“日新”的内容,他并没有简单地承袭汉唐郑孔的观点。朱熹将“新”字解释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因此,“日新”主要是指“自新”,且是就“明明德”而言,是为了复其本体之明,即为了恢复“人得之于天,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可见,朱熹与郑玄、孔颖达对于“德”的理解已经完全不同。

  程颐将《大学》全篇的结构形式重新调整为:三纲、八目;释三纲、释八目,主张“三纲”中的“亲”“当作新”,“在亲民者,使人用此道以自新”。如此一来,“汤之盘铭”一章就不是“广明‘诚意’之事”了,而是“三纲”中的第二纲“在亲(新)民”的“传”,是“释新民”。朱熹接受此说,并以之驳斥了孔《疏》的错误。显然,朱熹没有将“明明德”封闭在主体之内,以为其只关乎道德修养者自身,而是指出了“自新”的目的是为了“新民”,“新其德以及于民”,“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此外,在朱熹的理解中,《大学》的主题为“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所以,在他那里,“苟日新”的行为主体不再是汉唐学者所说的君子阶层或为政者,而是“学者”,即专事道德修养的读书人。因此,朱熹所讲的“苟日新”是指学者“自新新民”,并将落脚点放在了“三纲”中的“新民”上。

  可以看出,对于汤之《盘铭》,郑、孔二人都是从为政者的角度进行诠释的,而朱熹则是从有德之学者的角度进行诠释的。比较而言,“日新”的行为主体发生了巨大改变。如此一来,汤之《盘铭》中的“日新说”通过朱熹的诠释就实现了第二次意义转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经学视野下的《中庸》学史研究”(18CZX021)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究与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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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兴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齐泽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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