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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城内外:初唐文人行旅与诗学表征
2020年10月12日 16: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余丹 字号
2020年10月12日 16: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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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定都长安,以洛阳为东都,这两座城市是唐代文人仕途理想的重要寄托。文人身处京城时,俯瞰天下;离开京城后,望京、忆京的复杂心理直接影响其诗文书写。初唐时期,文人行旅背景各异,或赴京应试、落第归乡,或贬谪流徙、遇赦还都,或征战出使、漫游他乡,但在总体上形成了以两京为中心,自京畿道向岭南道、剑南道、河北—陇右道、淮南—江南东道四条线路正向辐射与逆向聚拢的写作格局。受都城文化影响,初唐行旅诗创作在景观、结构与功能层面有了新的拓展。

  身份境遇与诗歌景观的错位

  长安与洛阳乃天子所居之地,是仕途与机遇的象征。因此,对长安、洛阳的渴望、呼唤及回忆在初唐行旅诗中俯拾即是,深刻影响了当时的诗歌创作。赴京与离京是初唐行旅诗中的独特题材,特别是赴京应试、落第归乡的双向书写呈现出鲜明的诗歌景观错位特征。

  诗人在赴京与出京途中,既有京城向心力的外在吸引,也有故乡情感支撑的内在动力;既有个人抱负的述怀,也有暂时失意的宽慰。这一向心与离心的互动展现出诗人境遇与诗歌书写的情志矛盾。调露元年(679)陈子昂初次出蜀,途经荆门时作《度荆门望楚》。全诗视野开阔,气象壮大,将荆门山水作为整体的描写对象,高唱“巴国山川尽,荆门烟雾开”,诗人在回首与眺望中感受山川风物的鲜明变化。永隆元年(680)暮秋,他在落第归蜀途中思亲,作“孤舟多逸兴,谁共尔为邻”(《合州津口别舍弟至东阳峡步趁不及眷然有忆作以示之》)之句,又在寄友人诗中说“莫言长落羽,贫贱一交情”(《落第西还别刘祭酒高明府》),“转蓬方不定,落羽自惊弦”(《落第西还别魏四懔》),在今昔对比中表露时空之隔、失意之悲。陈子昂离京返乡的复杂心绪,更明显地体现于诗中山水景观与现实环境的错位。同样的江行景观在返程的失意中呈现出迥异的景象,“的的明月水,啾啾寒夜猿。客思浩方乱,洲浦寂无喧”(《宿空舲峡青树村浦》)。可见,山水景观与现实环境的错位是诗人敏感心理活动的反映。

  此外,诗人在离乡赴京途中常有思乡、恋乡之情思,对比他乡与故乡,自慰他乡不可滞留,实为自诫不可荒废时间,早日建功立业。张九龄于长安元年(701)进京赴考,作诗称“壮图空不息,常恐发如丝”(《初发道中寄远》);骆宾王辞亲赴京,自诫道“不学浮云影,他乡空滞留”(《渡瓜步江》)。然而,天下士人“皆求宦名”,但“获登朝班,千百无一”(陆贽《论朝官阙员及刺史等改转伦序状》),因此落第后难免有无颜归乡之感。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前后,骆宾王应试未果,归义乌途中作《望乡夕泛》,既说“归怀剩不安”,又说“喜逐行前至,忧从望里宽”“应无绕树难”,将归乡的复杂心绪表露无遗。故乡既是求仕时的情感动力、失意时的心灵慰藉,也使士人在外界与自我期待中产生了无形的压力。正是在动力与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他们始终奔走在人生旅途中,而由于身份境遇不同,他们诗歌中的景观书写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宫廷经验与诗歌结构的延续

  从汉大赋开始,望京主题成为诗歌常见的情境模式。初唐时期,受官职等级、地位高低、仕途前景、俸钱收入等因素影响,士人普遍产生重内轻外的地域观念,离京城越近越受重视,距京城越远越不愿前往。因此,诗人在行旅中不乏回望京城的描写,总是望而不见、遥不可及。如卢照邻“回顾长安道,关山起夕霏”(《还赴蜀中贻示京邑游好》)、骆宾王“还嗟帝乡远,空望白云浮”(《晚泊江镇》)等。

  诗人对于望长安的描写不仅是概括性的宏观书写,诗歌结构、篇章布局也深受都城气象影响,与宫廷诗呈现出一定的趋同性。初唐诗歌对于京城景观的描写和刻画,多出现在骆宾王《帝京篇》、卢照邻《长安古意》、王勃《临高台》等长篇古体诗中。徐增《而庵诗话》认为,《帝京篇》“首望出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阙离宫;次及诸侯王贵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车马饮馔之乐,乃至游侠少妇,描写殆尽;后半言祸福倚伏,交情变迁”,形成了一定的写作结构、抒情模式和技巧。有趣的是,对比骆宾王落第归乡途中所作《春日离长安客中言怀》,中间数句“城阙千门晓,山河四望春。御沟通太液,戚里对平津。宝瑟调中妇,金罍引上宾。剧谈推曼倩,惊坐揖陈遵。意气一言合,风期万里亲”,对于长安的描写极为细致,可视为《帝京篇》的缩略版本。两诗不但使用相似意象、语典,如“城阙”“山河”“戚里”“宝瑟”等,而且结构相似,先写山川地势、宫阙宅邸,再写宴饮之乐、交游之亲。

  究其原因,初唐这些诗人大都有做宫廷文学侍从的经历,他们在宫廷应制诗创作中往往需要描绘精致优美的景物,练就了刻画景致的艺术技巧,之后又将这些技巧用于行旅诗写作中。行旅诗中既有对沿途景物的真实呈现,也包含固有意象与既定语汇,因而与真实景象存在一定差距。由此,京城与诗歌创作也就有了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京城长安、洛阳的地理景观、山川气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诗歌结构;另一方面,无论是宫廷诗还是行旅诗,对于京城的抒写与歌咏都不断丰富、深化着京城的整体内涵。

  现实诉求与诗歌功能的转向

  初唐行旅诗中既有来自真实见闻的“望京”,呈现宏观的京城格局和繁华气象,也有源于联想假设的“忆京”,描写京城的微观建筑景观。无论身在何处、何种境遇,京城始终是诗人崇尚、怀恋、反思的关键客体,京城的宫阙宅邸、一草一木都容易勾起诗人的牵挂。初唐行旅诗中常用御沟、上苑、灞涘等意象,或以汉喻唐,使用籞宿、金茎等汉宫语典。诗人还常将他乡与京城作对比,认为他乡不如京城,甚至错把他乡作帝乡,如骆宾王西使陇右时就曾写道“客似秦川上,歌疑易水滨”(《西行别东台详正学士》),“云疑上苑叶,雪似御沟花”(《晚度天山有怀京邑》)。

  行旅诗具有私人化、地域化特性,加之题壁、寄送、使者捎带等传播形式,使诗歌能够广为传布。《旧唐书》记载宋之问“再被窜谪,经途江岭,所有篇咏,传布远近”,因此行旅诗往往会考虑人情、利益等因素,具有很强的读者意识。诗人需预设并充分考虑隐含的读者群体,因此其写作有所避讳及侧重,对诗歌功能也有所期待和寄托。

  值得关注的是,“忆京”也因个体诉求差异而有具体分疏,除“忆京”外,很多诗歌也表现出“忆君”“恋君”情结,这尤其体现于贬谪行旅诗。在这类作品中,部分诗歌题目包含他人的姓名、官职和送、寄、酬等字样,明确记录写作的时间、地点与目的,反复申说、表达对天子垂恩、礼遇的期待。

  首先,“忆京”诗常出现阿谀之言,如郑愔《贬降至汝州广城驿》、沈佺期《遥同杜员外审言过岭》、宋之问《入泷州江》等。其次,这类诗歌很少客观分析人生哲理和现实事件背后的深层因素,重在铺陈追忆昔日在朝为官的荣耀,申辩无罪被贬的冤屈,如崔湜《景龙二年余自门下平章事削阶授江州员外司马寻拜襄州刺史春日赴襄阳途中言志》、沈佺期《寄北使》、宋之问《自洪府舟行直书其事》等长篇叙事抒情之作。再次,诗人在表现行旅景观、抒发复杂情感的同时,往往插入表现人生经历、思想倾向等的叙述性语言,行旅诗的表现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展,诗歌功能从抒情言志进一步向干谒求助、交际酬应拓展。即使是写作技巧乏善可陈的唱和寄赠诗,读者也能从中体味到种种复杂的社交礼仪和人情世故。

  行旅诗是个体生命境遇与自然山川相碰撞的产物。京城以其强大的向心力和辐射力,成为文人仕途理想与政治想象的重要寄托。因此,行旅诗在初唐时期有了新的发展,同时也反映出都城文化与诗歌创作的深层互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18ZDA23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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