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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角下的新加坡宗乡会馆存续
2020年09月29日 14: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宋海群 字号
2020年09月29日 14:3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宋海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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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9年至1965年是新加坡的殖民地时期,除二战期间被日本短暂占领外,其余时间均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回顾这近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发现,新加坡存在着多种类型华人民间组织——宗乡会馆,自成立起就一直存在并延续至今,数量有时达数百个。此前,有关宗乡会馆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学界尚未对宗乡会馆的存续问题作一专门探讨,从儒家文化传承的视角予以分析或许对此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

  华人移居与儒家文化的传入

  中国人移民新加坡历史悠久,学界普遍认为最早的记载可追溯至元朝旅行家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至今已达五六个世纪。1819年新加坡被英国开辟为自由港之后,在内外因素的共同推动下,移居新加坡的华人逐渐增多,从1830年华人人口超越马来人口后,到1931年开始华人人口已经占新加坡人口总数70%以上,逐渐形成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

  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移民的过程并非单纯是人口在地理上的流动,也是以流动人口为载体的文化迁移过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家文化深刻影响了包括华人在内的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价值观和行为认知。华人移居新加坡后,不可避免地将身上原先具有的儒家文化基因带至当地,形成一个微型的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形成后并非静止不变,一定程度上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代际或跨代之间进行传承与变革,从而不断延续下去。作为新加坡华人社会不可或缺的民间组织,宗乡会馆最初即为儒家文化传至当地的产物,它的组建纽带——地缘和血缘(或虚拟血缘)观念便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会馆领导人凭借财富和较高声望在会馆内部具备强大号召力,负责处理会馆内部的诸多重要事务,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儒家传统思想观念。

  宗乡会馆的多重文化功能

  第一,推动儒家文化教育发展。19世纪上半叶,新加坡的华文教育经历过一段私塾阶段,由华人承担相关事务。由于新加坡的华人人口不断增多,华人子女的教育问题逐渐引起华人社会的重视。出于传承儒家文化的自觉,宗乡会馆接管了这一事务,尤其在1854年英殖民政府提出“允许当地各族群私办学校,为本族群提供方言教育”之后,会馆教育逐渐出现,典型例子便是1861年福建会馆创办的萃英书院。此类书院的校舍创建、办学资金、师资安排和办学方针均由会馆根据中国传统教育特点独立决定。教学内容上,几乎是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的翻版,授课教师多聘自国内的落第举子和秀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他们向华人子弟讲授的也是诸如《三字经》《千字文》《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等童蒙儒学经典,这些容易诵读、便于记忆的书籍承载了正统的儒家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维新派和革命派一些重要人物先后抵达新加坡开展活动,宣传各自的教育理念,亦帮助当地会馆陆续创办一些新式学校,如1906年创办的道南小学和端蒙学校,“道南”二字源于“吾道南矣”这一儒家典故,反映出当时华人对中华文化传承的珍视。这些学校在教学内容上新增了算术、国画、唱歌、体操等受华人子弟欢迎的课程,同时也注重向学生传授儒家思想。

  第二,践行“仁爱”之儒家思想。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作为一种大爱思想,倡导爱己之后泛爱大众、博施济众。一定意义上而言,几乎从中国前往新加坡的每个华人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宗乡会馆的创建,不仅是基于地缘和血缘观念而成,同时也体现出儒家文化的仁爱精神。一是经济层面的博爱精神。19世纪,以男性为主的华工前往新加坡主要是为了维持生计。成立之初倡导会员互帮互助的宗乡会馆,最初会吸收他们入会,后凭借自身在经济领域的广泛影响力给他们介绍工作,提供经济上的救助。同时,入会后的会员为后来者伸出援手,形成循环。二是医疗层面的免费治疗。地处热带,降雨量大,湿度高,加上人员流动频繁,导致病毒与细菌在新加坡极易生存、繁衍和传播。宗乡会馆毅然肩负起救死扶伤的重任,创办会馆医院,收留肺病、天花、霍乱、瘟疫等各类疾病患者,免费给他们施药就诊。三是生活上的无私援助。自然灾害的不可预测性、家庭组建的困难导致了新加坡出现一系列华人社会问题。在福利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诸多宗乡会馆创立了主旨为“积极救助贫病交迫者”的互助会,为有困难的华人提供帮助。

  第三,推崇“孝”之儒家学说。作为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之一,孝之思想备受华人社会的重视,其中既要孝敬在世父母,也需祭祀祖先。19世纪初期前往新加坡的华工虽远离家乡,依然继承了入土为安的传统思想,强烈希冀去世后能得到妥善安置与供奉。最初,基于华人传统思想,出于对死亡的同乡的尊敬,同乡辈人出巨资购置坟地,安置遗骸。随着逝世华人的逐渐增多,一定程度上促使华人领袖创设会馆,兼管坟山事务,福建会馆成立后,这一事务归于会馆管理。坟山内埋葬之人先是无后之人,后来华人家庭不断增多,有后之人日益增加。19世纪70—90年代,随着华人社会帮群形态的演化,超帮之势逐渐形成,坟山内部设置总坟,帮群成员共享“先祖”,培植华人的共同祖先之观念,以便帮群内部在春秋二季实行祭祀,寄托哀思。上述坟山的建立、虚拟祖先的设置、春秋二祭的举行都体现了华人社会对传统儒家孝之思想的重视与传承。

  由上可知,殖民地时期新加坡的宗乡会馆不但一直存在,并且由华人为主体的人口结构营造的相对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赋予了宗乡会馆存在的合理性和持久力。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以儒家文化为纽带创立的民间组织在宽松的外在环境下具有相对旺盛的生命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加坡社会治理现代化研究”(15BSS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自由探索项目”(2018TS05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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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海群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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