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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突击》:边区工人写作的试验田
2020年07月28日 09:5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伟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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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艺突击》最初乃油印。据承印该刊铅印本的延安中央印刷厂记录,其油印本创刊于1938年6月20日,截至当年10月出两期。1938年10月16日,铅印《文艺突击》第一期面世,半月刊,同年11月1日、11月16日,出第二期、第三期。1939年2月1日,第四期出版。1939年5月25日,刊物改出新一卷第一期,月刊,6月25日,新一卷第二期发行,是为终刊。一年间,《文艺突击》共出八期,前两期油印,其他铅印,油印刊现或散逸,唯其少数文章转载铅印版第一期,也算留下一鳞半爪。

  立足边区 传递抗战呼声

  立足边区,《文艺突击》致力于传递抗战呼声。纵览各期可知,该刊供稿者多为延安文艺人士,如艾思奇、荒煤、柯仲平、周而复、刘白羽、卞之琳、周扬、丁玲、沙汀、陈学昭、严文井、何其芳、吴伯箫等。斯时,这些作家大都与《文艺突击》同属边区文协,支持办刊,应属情理。他们提交的稿件,体裁多样。不过,编者在首期《编后记》中曾透露,“我们收到很多稿子,其中差不多都是诗”,继而“希望多写小说,报告,论文,速写,杂文等等”。战时种种非诗歌能够写尽,读者也有不同偏好,或基于此,刊物努力做到“均衡发展”。总之,从头至尾,各体裁作品在数量上可谓旗鼓相当。需要说明的是,该刊革新后,又增加了歌曲、木刻等音乐、美术类作品,这也成为刊物后期的一大特色。《文艺突击》肩负时代使命,欲使“这一份小小的粮食,能够一半供给边区,一半送给前线游击区”。毛泽东同志亦寄语革新号:“发展抗战文艺振奋军民,争取最后胜利。”可以说,从编者到领袖,对办刊意图认识一致,即鼓动民众,宣传边区,以利抗战。围绕这一宗旨,作家们写人、记事、论说,拟就不同篇章。例如,刘白羽《战斗着》颂扬了负伤仍不下火线的八路军指挥员;卞之琳《钢盔的新内容》揭露了日军劫掠乡村的罪行;丁玲《马辉》刻画了一名乐于奉献不畏牺牲的牺盟会员;沙汀《由桑镇到成都》展示了后方民众的生活场景;吴伯箫《文化人在战斗着》介绍了战地文化工作进展;艾思奇《旧形式 新问题》探讨了“民族形式”问题;等等。这些包裹着不同见闻、体验、思考的文字被《文艺突击》聚成声浪,撒播到边区内外,为抗战立此存照并做出指引。

  推动工人写作

  《文艺突击》不乏名家护持,亦有新人新作。在延安,它首先设立“工厂文艺”专栏,推出工人作家作品,这一举动颇有开创之功。继其后,当地《文艺战线》《大众文艺》等刊虽未开专栏,但工人创作仍不时被登载、推介,工人写作活动因之留下印记。1938年9月,延安中央印刷厂、机器厂等几家单位在边区文协推动下各自成立文艺小组,不少职工参与其中接受读写训练,工人习作随之出现。在这一背景下,1938年10月,铅印版首期《文艺突击》特辟“工厂文艺特辑”,及时为工人写作者提供展示、交流平台。自此,该栏目持续至终刊,共计发文11篇,包括诗歌两首,散文一则,其余皆是报告、通讯。

  检阅全部“工厂文艺”,按发文量及社会关注度,其重要作者当推赵鹤与刘亚洛。二人分别系延安中央印刷厂及机器厂职工,各兼本单位文艺小组负责人,热心文学活动。他们在《文艺突击》上的亮相引发延安文艺人士关注,周而复、萧三、柯仲平等先后予以肯定,由此,二人亦被视为工人写作队伍中的领头羊。赵鹤诗作《两个九月》《给职工大队的兄弟姊妹们》分载于《文艺突击》第一期、第三期。《两个九月》采用对比手法,讲述了作者一段人生经历。诗歌前两节定位1936年9月之上海,失业的“我”贫病交加流落街头无人问津。后两节场景转换。1938年9月,“我”在延安愉快地劳动,“工作后,读书、上课、开会、唱歌、打球”。此时此地,温饱无虞的“我”更加关心民族存亡。上海、延安,迥异的政治生态中,“我”的两个九月俨然两重天地,无产阶级的苦痛与重生对照强烈。边区工友生活安定,抗敌热情随之高涨。1938年11月,印刷厂职工争相为前线募捐,以此为契机,赵鹤作《给职工大队的兄弟姊妹们》,歌咏工人阶级的团结与力量。“有这力量,将能把日本强盗赶出祖国,把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实现。”不仅如此,放眼世界,“只有全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革命的斗争,无产阶级才会得到解放”。民族解放与社会革命缺一不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在工人群体中发出回响。

  与赵鹤相仿,刘亚洛亦在作品中流露出坚定的政治立场。其中,《八月十四日》被编者归入散文,描述了1937年8月14日“我”在上海街头所见市民伤亡、逃散情形,写作意图应在控诉日军侵略暴行。其余两篇皆为聚焦边区工厂之“报告”。《让我也来签个名吧!》配合边区学习运动,介绍了机器厂青年职工举办识字班扫除文盲的事迹,鼓励工友“不但技术水准逐渐提高,而且要使政治和文化水准一样的提高”。《一三○只油桶的计划是怎样突破的》作于边区生产运动期间,记录了本厂“丙组同志们”集思广益克服困难超额完成工作任务的热烈场面,作者笔下,拥护边区、支持抗战的理念已被工友自觉融入日常劳作。以上两个报告,反映了工人学习、生产的积极性,折射出边区政府在群众教育、地方建设等方面的努力与成绩,进而表达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赵鹤之作异曲同工。

  个人经历、工厂生活构成了赵鹤、刘亚洛诸作的主要内容,同时,这也是“工厂文艺”最常见的题材。例如,黄华的《路》回顾了从华北乡村到边区首府先苦后甜的人生片段,对旧制度的恨与对新天地的爱黑白分明;侯金保《我和菜油机的生活》将机器比拟为孩童,作者对工作之深厚感情生动呈现;张现《印厂文艺小组成立了》与程海洲《印刷厂的生产突击》报道了本单位的大事小情,印刷厂工人的业余生活及其劳动热情可见一斑。概言之,此类由工人撰写工人的作品占“工厂文艺”三分之二,日后看来,边区工人创作的整体格局亦基本如此。

  见证文艺小组的成长

  《文艺突击》“工厂文艺”推动了工人写作的发展,也见证了文艺小组的成长。“工厂文艺”设立前,工人习作零星出现,知者少,影响小,该专栏面世标志着工人写作者正式进军边区文坛。与此同时,“工厂文艺”得以实现,文艺小组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据萧三《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可知,“工厂文艺”作者无一不系文艺小组成员。其中,赵鹤、黄华、张现、程海洲、田起属中央印刷厂文艺小组;刘亚洛、侯金保属机器厂文艺小组;雷弓属八路军总政治部印刷工厂文艺小组。“工厂文艺”诞生之初,文艺小组成立未久且为数不多,赵鹤、刘亚洛等骨干脱颖而出,在他们的带动、影响下,印刷厂、机器厂文艺小组成为“工厂文艺”的支柱。写作活动初见成效,更多文艺小组陆续建立,工人写作队伍益发充实。当然,工人写作活动的参与者并非全属文艺小组,但从“工厂文艺”到全边区工人创作,文艺小组都贡献巨大。尤其中央印刷厂文艺小组,它成立早、成员多,兼之职业关系,参与者大都对读、写存在一定了解、兴趣,种种因素令其成为工人写作活动的主力军。后来,随着该小组的解散,工人写作也陷入低潮。

  《文艺突击》为抗战而生,延安文艺人士纷纷助阵,文学、美术、音乐次第登场,诗歌、小说、报告、剧本、木刻、歌曲无一不有,边区故事、战地动态、文坛热点一一呈现。稍早于此,为更好地启发、动员民众,边区提倡工农写作。不久,文艺小组开始出现,延安中央印刷厂等单位职工跃跃欲试。《文艺突击》适时推出“工厂文艺”,工人习作获得固定展示空间,写作活动持续展开。就体裁而言,“工厂文艺”多报告、通讯,题材以个人经历、工厂生活为主,篇幅大都不长,中心思想皆可概括为礼赞边区,至于可读性,考虑到当时工人的文化水平,亦不必苛责。“工厂文艺”有助于工人写作活动由计划向现实的转化,通过该专栏,工人写作者逐渐被延安文坛所关注,《文艺突击》终刊之际,工人写作已有若干成绩,因而得以延续。“工厂文艺”记录了工人写作的早期面相,边区工人之思想、工厂之日常得以展示,延安话语环境也可见一二,边区文学史料因之更加丰富。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世纪中国反侵略战争小说研究”(17AZW01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作者简介

姓名:赵伟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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