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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低调”概念对方言研究意义重大
2019年03月12日 09: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衣莉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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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赵元任发明五度标调制之后,又有很多对声调进行描写的尝试。王士元试图用一套区别特征来描写声调,让声调描写能够进入生成音系学的描写范式中。在这套系统中,共有七对音位特征(tonal features),包含了高、低和曲拱,其中有四组与声调的轨道走向有关,即[contour]、[rise]、[fall]、[convex],以区别13种声调。这套系统称得上是最早的声调生成音系学(generative phonology)。之后, Woo在MIT的博士论文中,又将声调的音位特征缩小到 [H](高)和[L](低)两个,她提出声调承载单位TBU(tone bearing unit)是韵腹中的音段,即每个声调承载单位只能承载一个声调,每一个调都是水平的、静止的。这个系统因为与“音位特征”相契合,很快被生成音系学广泛接受。Clements认为王士元的体系没有跨语言的意义,并声称他在1983年就提出与Yip类似的一套声调特征体系,即将声调分出域(register)和次域(sub-register),每个域内部又分出两个高和两个低共四个特征。针对汉语普通话的四声描写,每个声调被看作有两个声调承载单位,每个单位上有一截直线并且静止的调,汉语普通话的四声用这套体系就被描写为:HH、LH、LL、HL。这套体系看起来简单易行,描写和归类都显得容易,但是在描写音高、曲拱、长度和发声态时,就显得不够充分。朱晓农、石德富、韦名应等发现,面对贵州苗语的六个平调时,仅仅音高和曲拱这两点,“高/低”系统就无法充分描写,更不用说再加上长短和发声态的区别。朱晓农、章婷、衣莉在分析前凹、低凹、两折调和后凹调的类型时,同样也印证了此系统不敷使用。

  在针对凹调的类型研究中,朱晓农、章婷和衣莉首次提出“纯低调”这一概念。这个调型的声调调值和调形的拱形(contour)在区别语言意义或者说在调位层面上不起作用,真正起区别作用的是一个“低”的抽象概念,此“低”不同于Woo系统中的L。Woo的低在语感或者声学层面上可以测量出来。但是,“纯低调”的“低”不易捕捉,具体的表现则更加“不易被觉察”。具体来讲,纯低调有两个特点:首先,声调的轨道走向在形成对立时,不具有首要的语言学意义。更准确地说,纯低调是指“低于明确调形的声调”,即“underspecified tone”。其次,纯低调在具体的实现过程中,会有多于一种方式来表现“低”这个目标。它可以由低的基频来实现,也可以由发声态来形成,如实现在低域中的嘎裂声。有时候它也会出现在中域,由低调型来实现。一个方言点中的不同发音人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这个“低”的目标(tone target),从而形成因个体差异而出现的“个人言语方式” (idiolects),但是彼此并没有产生交流的障碍,因为声调的语言学目标是一致的。

  对于“纯低调”来说,调值本身的意义并不大,它的特点就是“低于固定调值描写的维度”。比如说我们可以给兰州话的上声标注调值[3232]或者[323],但是现实中不同的发音人会将这个调发作[23]、[22]、[3231]、[324],甚至[232],此处所有的语音实现只是因个体差异而形成的变体(idiolects),未形成语言对立,不影响交流。在音位学的研究中,这种现象就被称为“音位变体”。一般的调位变体,比如平调调型/55/的调位变体可能是[554]、[44]等,声学测试和听感上的差距还不是特别大。根据Heyes的观点,这也符合对“变体”的定义。但纯低调的调位变体差距就非常大。朱晓农将这个调类的调值定为常域/22/,低域/11/,变体形式包括常域的{23}、{323}、{3232}、{32},低域的{30}、{303}等。这一点也可以从以往文献中对兰州话上声纷繁多样的描写中窥见一斑。笔者将“纯低调”的调位特征(tonal feature)定义为[+underspecified]。在进行方言调查时,区别调类(调型)可以先将声调分为两类:一是声调拱形没有区别意义,只以目标“低”为调位的抽象区别特征;二是声调拱形有区别意义,可以分为平调、降调、凹调等。目前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纯低调的调位变体与其他调类的声调拱形会有重合的地方。朱晓农和衣莉发现,在有的方言中(如兰州话的上声和去声),凹调和两折调就是纯低调的调位变体,没有辨义的作用;但是在有的方言中(如湖南茶陵),两折调(阴平)与后凹调(阳平)和低凹调(阳去)就会形成对立。因此,我们在定义纯低调时,“低”强调的首先是“低于具体的调形标准”,其次才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来实现声调目标(tonal target)的低。

  纯低调的声调目标在低点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各种形式的低调调形,比如低平、低降、低凹等。调形决定的纯低调最典型的就是北京话的上声。北京话上声有低凹、低降、低平以及其他语音变体。北京话上声五度制标为 [214],但是赵元任很早便提出了“半上”的概念,认为它是低降[21]或低平[11]。王力认为它“基本上是个低平调,调头的降、调尾的升,都是次要的”。更有甚者,很多北京人发成基频断裂的嘎裂声。其实,这里的各种记音,如[214]、[21]、[11] 等,都是“纯低调”这个调类的语音变体。

  以宁夏固原话的阴平为例,它就是一个纯低调,分别实现为嘎裂凹调(泾源县大湾乡)、低降(泾源县香水镇、彭阳县城关、隆德县城关)、低凹调(彭阳县城关、彭阳县草庙乡)和两折调(原州区、西吉火石寨乡)。这几处的阳平大多时候都是升调,如果阳平的表现形式含糊,比如固原市原州区的发音人和西吉火石寨乡的发音人,他们的阳平升调调形因为调尾的高点不明确,听上去就和阴平非常接近。这也给我们一个线索,即调类的合并首先是从调形表现的含糊开始的。

  纯低调除了调形的低,还可以通过发声态来实现调域的低。以中原秦陇和中原关中话当中降调的对立为例,二者都出现两个降调的对立,一个高降(上声),一个低降(阴平)。在笔者调查到的关中方言里,阴平字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嘎裂声,其中咸阳话阴平字100%都带嘎裂声,蓝田话的阴平字大部分带有嘎裂声。大多数字是在声调结尾最低的部分出现嘎裂,还有的字在声调一开始就出现嘎裂,导致整个基频断裂,虽然听感上是一个降调,但是基频曲线已经无法展现声调的拱形。

  不管是通过调形的低表现出来,还是通过调域的低体现出来,相同点是具体的声调拱形在这里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能够在一个方言的声调格局中处于“低”位,从而能够和方言中其他的调类形成高低的对立。

  在方言的研究中,“纯低调”现象是一直被关注的一个问题。很久以来许多语言学家都对此有过研究和解释,比如上文提到的赵元任、王力都对北京话上声、天津话阴平有过论述。正是因为近些年来大量的语言调查,让我们得以在很多方言中接触到这种调类,从而能够确定这种调类的地位,这对于方言的类型学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西北方言声调合并现象研究”(15YJA74005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衣莉 工作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课题: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西北方言声调合并现象研究”(15YJA74005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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