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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解释刑法规定的机制保障
2019年01月03日 08:4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东海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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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解释主体认知的动态性、解释对象的动态性、解释过程的动态性、解释结论的动态性,决定了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适用必须坚持动态思维,采取动态方法,以使解释结论既符合刑法规定本身的规范逻辑,也符合条文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情理价值,达到“天理、国法、人情”深度融合。动态理念的践行和动态思维的运用,需要四个机制加以保障。

  实质的监督制约机制

  刑法解释的过程就是刑法适用的过程,而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对刑法进行解释适用的过程,即要通过侦查、起诉、审判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以及在定罪基础上对刑罚的裁量。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充分发挥不同诉讼阶段同一机关内部部门和不同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作用,使刑诉法规定的相互制约切实贯穿到整个刑事诉讼程序当中。实质的监督制约作用的发挥,有利于同一机关不同部门的不同人员和不同的机关之间采取不同的角度看待刑法解释的结论,对刑法解释结论进行不同侧面的审视,避免出现考虑问题不全面、解释结论有偏颇的现象。

  一方面是公检法各机关内部的监督制约。在公安机关,充分发挥侦查人员与法制部门之间的制约关系,分别站在侦查和审查的角度审视对刑法规定的解释适用;在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官联席会等方式,发挥集体智慧,并充分利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的阶段性特征,加强对案件的审查,特别是要善于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解释结论进行斟酌和考量,精准理解和适用“捕诉合一”是办案主体合一而不是办案工序合一。另一方面是公检法各个机关之间的监督制约。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相互制约的要求,在配合的同时更加强化监督和制约,使监督制约发挥实质性作用。侦查机关应当充分考量检察机关的意见;检察机关应当认真履行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时的客观义务,站在“法律守护神”的客观立场对公安机关提交的案件进行审查,对刑法解释进行审视;审判机关应当“兼听则明”,落实庭审实质化的要求,加大对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对刑法解释适用的审查力度,充分听取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等人的意见,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进行客观中立的判断。

  平等的对话博弈机制

  对刑法规定进行动态解释,不仅仅是单个主体思维和方法的动态,更需要不同主体间的对话协商和博弈。可以说,解释结论的达成往往是各方博弈的结果,是通过不断的博弈达成共识——至少是达成各方可以接受的解释结论和案件处理结果。特别是对于疑难复杂和有争议的案件来说,运用刑法解释结论对案件进行处理时,无一不是经过了多方的博弈和协商。公正的博弈协商的前提是平等的对话,而不是一方以权威压倒其他方面的意见,不是“零和博弈”,更不是无条件服从。

  构建平等的对话协商机制,一是需要公检法三方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协商,不能以某一方为主而不顾其他方面的意见建议,三者之间力量应成均衡之势,使得任何一方的不合理解释都能够具有其他方面的不同意见的抗衡。二是需要司法机关与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律师等进行博弈和协商,司法机关要高度重视被告人及其近亲属、辩护律师对刑法解释适用的不同意见,要善于站在辩护方的立场进行立场转化式的思考,利用反向思维对刑法解释结论进行验证。三是要注重被害人一方对刑法解释适用的意见,不能因为刑事追诉权是国家权力而忽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而是要充分考虑被害人一方的具体诉求、对刑法解释结论的意见建议。通过平等的对话协商和博弈,使得利益相关方都能够充分表达各自对刑法解释的观点看法,以便于裁判者合理吸收各方观点,最终形成“重叠共识”,使得各方都能够接受解释结论和案件处理结果。

  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

  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并不是司法机关的专利,也不是刑法学者的私人乐园。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对刑法规定进行解释——现实中也是如此,“有权机关”解释刑法规定时也应当认真听取并合理吸纳广大人民群众对刑法规定解释的意见。在刑法解释过程中建构广泛的公众参与机制,一是需要充分运用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在事实认定和刑法解释适用面临疑难问题时,应当充分借鉴“枫桥经验”,发挥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社会共同体价值来对案件事实和刑法规定进行衡量判断,使解释结论符合民众的法感情和正义观。二是要进一步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人民参与司法,司法体现人民性的良好制度设计,其本身具有巨大的价值。虽然司法实践运行中存在“常设陪审”“陪而不审”等种种不足,但应当看到,其没有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并不能以此否定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其所内含的价值功能。特别是,随着2018年4月27日《人民陪审员法》的通过,由此带来的二元的陪审法庭、随机的遴选机制和成熟的工作保障机制等方面的完善,该制度将在不断完善中发挥作用。

  此外,还要进一步优化人民监督员制度。人民监督员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加强对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工作的监督,虽然当下检察机关的反贪反渎职能和人员已经转隶,但是人民监督员参与审查逮捕、审查起诉以及公益诉讼工作的讨论听证已经在许多地方的检察机关实行,其所体现的司法人民性特征不容忽视。应当进一步对其选任程序和范围、监督案件的范围和流程、享有的权利义务等进行完善和优化,让人民监督员更多地参与到疑难案件处理当中来,增强检察环节刑法解释的人民性。

  严格的法律文书说理机制

  动态解释刑法规定,既要体现在不同诉讼阶段公检法之间的互动、不同主体之间的博弈,也要体现在法律文书说理当中,即以看得见的方式将不同主体间的博弈过程和裁判结果形成的思考动态过程展现出来,让司法机关、律师、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博弈的过程和裁判过程。如此,可以提升裁判结果的被接纳程度,同时也通过生动的案例达到释法说理、以案释法,以及行为指引、一般预防等多重功能。

  健全完善严格的法律文书说理机制,一是要将所有的终局性文书都纳入说理范围。公安机关的不立案决定书、撤销案件决定书等,检察机关的证据不足不批准决定书、起诉书、不起诉决定书,法院的裁判文书等,都应当进行说理并在不违反保密规定的情况下向社会公开,将对刑法规定的解释过程和理由等进行公布。如浙江昆山警方就“昆山砍人案”(于海明致刘海龙死亡案)撤销案件发布的通报便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二是将法律文书说理进行制度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宜联合发布关于法律文书说理的指导性意见,对各部门进行法律文书说理的事项进行规制,规范法律文书说理的范围、方式、内容等,并纳入对公安司法人员业绩的考评范围。通过法律文书说理,以展现不同主体的博弈互动和同一主体的认知动态,对司法人员解释适用刑法规定的思维路径和推理过程进行监督制约,以使对刑法规定的解释适用结论符合当下的经济、政治、宗教、道德等方面的情势,符合“常识常情常理”。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法解释基本原理之系统归正研究”(17BFX07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王东海 工作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

课题: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刑法解释基本原理之系统归正研究”(17BFX075)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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