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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汉学家对《三字经》翻译、仿写与推广
2018年12月18日 14:4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海英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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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重要的童蒙识字课本,《三字经》在宋代以后中国知识体系中,一直占有极为特殊的地位。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明清以来的西方汉学家对《三字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们积极翻译、借用这一中国人熟悉的文本,中为西用,推陈出新,在《三字经》的版本发展史上留下了极有特色的一笔。尤其是晚清以后,众多的译本、仿本,面向瞽叟的重新排印本等,纷纷出现。这批经过西方人加工的《三字经》,不仅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也给重新检视这段历史的人们留下无穷的回味。

  译本众多 体系完整

  根据目前见到的资料,欧洲人当中最早翻译《三字经》的是意大利人、耶稣会士罗明坚。他从1581年开始将《三字经》译为拉丁文,并将其寄回意大利。此后,意大利汉学家、天主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在所编写的五册本拉丁文著作《中国文学课程》(Cursus Litteraturae Sinicae)的第二册中就收录了《三字经》。《中国文学课程》中《三字经》的出版时间为1879年(根据翟理斯1910年《三字经》英译本序言),距离罗明坚翻译拉丁文《三字经》约有两百年的时间。因为很少有人见过罗明坚的版本,二者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就无从得知了。

  此后,根据翻译所采用的语言,又出现了俄文、英文译本两个版本。俄文版《三字经》最早出自俄国汉学家罗索欣之手,后来又有列昂节夫的译本。当然,俄文译本中影响最大的是著名汉学家比丘林的译本。在当时的俄国,比丘林所译的《三字经》成为“俄国人阅读中文翻译本的指南”和流行读物。

  在各种译本中,英译本的体系较为复杂,参与翻译者的国别也最多。这其中,全文为英文且无汉语参照的译本有五个。最早的全英文译本作者是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1812年,他在伦敦出版全英文版《中国春秋》,其中包括《三字经》。美国人裨治文在其所主持的《中国丛报》上刊发了不带中文内容的《三字经》(载于《中国丛报》第4册,1835年7月第3期)全英文版译文。此后,全部采用英文的译本还有在伦敦出版的马兰译本(1856)、在上海出版的翟理斯译本(1873)以及欧德理译本(1892)。

  在以上五个全英文译本中,欧德理的译本主要用于教学,有学者认为其比较简单,且价值有限。在我们看来,采用全英文的方式介绍《三字经》,其受众为母语是英语的外国人,这对于向西方传递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大有裨益的。

  除了全英文译本外,还有大量的汉英对照译本。汉英对照译本按时间的先后,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詹金斯(Jenkins)的英汉对照译本,于1860年出版于伦敦;第二,美国汉学家富善之子付路德的《三字经注解》本(1865);第三,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的《三字经》译本,其中使用了汉文、拉丁文和英文,于1864年出版于巴黎,1872年再版。第四,翟理斯的1910年译本中,与德国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ohendorff)《汉语著述手册》中所记载的“无中文对照”的情形不同,其中添加有中文对照的内容,应该是在1873年纯英文译本的基础上修改的结果。

  现有四种汉英对照译本中,尤以翟理斯的1910年本学术价值最高。翟理斯在序言中梳理了《三字经》欧洲译本的变化过程,涉及6种译本,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列举了裨治文英译本(1835)、儒莲英译本(1864)、翟理斯自己的两个版本(1873,1910)、晁德莅的拉丁文译本(1879)、欧德理英译本(1892)。此外,翟理斯还增加了六种汉语补足本,其作者包括王相、贺兴思等。他还指出,王相所补充的内容,晁德莅和欧德理都没有加以翻译。翟理斯对于中国国内流传的《三字经》、明清以后的增补内容,以及《三字经》在西方的流传等情形关注较多,极为熟悉该书的流传过程。可以说,他是当时英美汉学家中的“《三字经》通”。

  此外,关于德文译本有德国著名汉学家尉礼贤所译的《三字经》(1902),最初发表在《远东》杂志上(1902年第2期,第169—175页),次年(1903)在《德亚瞭望》杂志上又有再版,内容也有增补。

  总的来说,明清西方汉学家的《三字经》译本中,以英译本最多,参与翻译的汉学家分别隶属于英国、法国、美国等不同国家。从目前来看,西译本采用的语言至少有拉丁文、俄文、英文、德文四种。其中拉丁文译本有2种,俄文译本2种,英文译本9种,德文译本1种。

  仿作出现用于儿童启蒙

  作为一种琅琅上口、通俗易记的文体,《三字经》的特点是雅俗共赏,简洁明快。千百年来,经过文人士子的长期加工,《三字经》从形式到内容,所携带的文化价值,其他中文著作往往难以匹敌。对于这一点,明清时期的西方汉学家十分清楚。比如,英国人马礼逊认为在所有的童蒙教材中,《三字经》是最好的。美国传教士米怜也对《三字经》大加褒扬,在家中教育子女就用了《三字经》。也正是基于对《三字经》家喻户晓的样板作用的认同,英国汉学家麦都思于1823年创作了基督教仿本《三字经》。如果说《三字经》的众多外文译本是在向西方介绍中国的话,那么1823年麦都思创作的耶教仿本《三字经》,则是对中国启蒙读物的有意借用,也是对自己以往传教方式的一种补充。

  自麦都思仿本《三字经》产生之后,因其易于传诵,大量的以基督教教义为宣传内容的《三字经》体仿本应运而生。比如,哈佛燕京图书馆就藏有多种耶教仿本《三字经》,早年曾将其制成缩微胶片,后广为流通,目前耶鲁大学等地也有收藏。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收藏目录中看,耶教仿本《三字经》至少有12种。耶教本《三字经》最初是以幼童基督教启蒙课本的形象出现的,后来其幼童启蒙教化功能减弱,向普通民众宣教的作用日益突出。

  麦都思等创作的耶教仿本,在一段时间内曾较为活跃,但在后来被认为不适宜作为传播基督教的工具,原因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所说:“仿作一部基督教《三字经》,尽管显示出以中国式的手段去接近中国人的传教策略,然而最终证明还是无法僭替原本《三字经》。”也就是说,以基督教小册子作为替代《三字经》的初级读物,在儿童启蒙教育中所起的作用难以尽如人意。

  创制盲文读本《三字经》

  明清时期,在西方翻译出版的众多《三字经》读本中,穆瑞的瞽叟读本独树一帜,它既表现了当时西方人对于《三字经》的强烈认同感,也表现出晚清来华汉学家开启民智的良好愿望。

  苏格兰圣经公会传教士威廉·穆瑞(William Hill Murray),1870年来华,他四处走动,派发《圣经》,因而能广泛接触到中国盲人。这些人的际遇给他以深深触动,从而使之萌生了创制盲文的念头。经过不断试验,汉语盲字终于在1879年前后定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套盲文,又叫“康熙盲字”。穆瑞等人用这套盲文编拟了中国盲人识字课本,以及盲文版本的《三字经》,其编制时间应该在1879年前后。

  明清时期西方汉学家对《三字经》的翻译、仿写和推广,使得这一中国传统儿童启蒙读本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丰富化、多样化的特点,也反映了《三字经》在这一时期,尤其是晚清之后逐渐走向西方、走向世界的传播历程。而《三字经》在国内特殊人群中的传播,西方汉学家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著述考”(14BZJ02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李海英 工作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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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汉语研究著述考”(14BZJ022)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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