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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潮州的“鸽变”事件与“奢靡陷阱”
2018年10月08日 14:02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赵玉田 字号
所属学科: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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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中叶,潮州府商品经济活跃,民众竞奢、赌博成风,“怪异”之事多发。如嘉靖初年“鸽变”事件,堪称“怪异”之典型。所谓“鸽变”,系指民众投机买卖鸽鸟,造成当地社会动荡,甚至引发“剽夺”的事件。“鸽变”发生的直接原因是当时逐利拜金的民情风气,也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社会经济已深陷“奢靡陷阱”,积重难返。

  “鸽变”事件厉禁不止

  潮州府地处韩江流域,所辖海阳、潮阳、揭阳、程乡、饶平、惠来、镇平、大埔、平远、普宁、澄海十一个县。嘉靖三年(1524)九月,潮州府“鸽鸟价值百金”,而引发鸽鸟行情看涨的则是一种被称为“四停花”的鸟雀。据史料记载,所谓“四停花”,是一种自中原地区传入的观赏鸟,“菊冠紫衣,首尾纯素”,按羽毛颜色别等折价,“以墨绿为上,红紫为次,其品色名号不一”。“四停花”一入潮州,便“人争尚之”,价格也是一路飙升,“初值仅一二金,稍长至十数金,殊未之觉也。已而转相夸艳,价遂腾踊”。这种阖府“炒鸟”的行为,导致“百姓废业,商贾罢市,人情汹汹,道路剽夺”。黄少詹作《广东通志》,书之曰“鸽变”。(隆庆《潮阳县志》)

  为平息“鸽变”事件,潮州知府王袍严禁民众“炒卖”鸽鸟,但是“厉禁之不止”。兵备佥事施孺巡视潮州,“令骁勇搜捕”,甚至动用武力平息炒卖鸽鸟行为。然而,官府虽然厉禁,但“民犹不悟”。直至“飓发海溢,始稍息焉”。(光绪《潮州府志》)突发的自然灾害仅仅延阻了事态发展的势头,此后潮州炒买炒卖鸽鸟之“余风”进一步发展为“赛鸽”“斗鸟”的博彩竞赌活动——“养鸽赌赛者,以认路远近为胜负;或养画眉或养山鸪竞斗,能胜者得高价”。

  货利风习滋生“炒鸽”骗局

  其实,“鸽变”事件系奸商为牟取暴利而精心设计的一场“炒卖”骗局。明代陈天资纂修的《东里志》就指出,“鸽鸟之变,起于奸商之狡谋”。奸商的行骗操作大致如下:合伙二十余人,挟赀千余两,分为两伙,一伙从南门入,凡遇鸽鸟,则三五金,或十数金,悉尽买之;一伙从北门入,亦云买鸽鸟,倡为四停花、一条线、黑青纯绿、杂花之号,或数金,或十金,尽买之。或转卖与其徒,或得数十金,及增至百金。这种炒作行为,使得“市民炫惑”,以为可得利而趋之若鹜,而奸商则饱欲而去,乃至“一郡哄然如狂,竟坠其计而不之觉也”。实际上,“鸽变”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实乃明代潮州府民众“货利之习”使然。

  明代中期,地处韩江流域、山海之间的潮州府,海外贸易频繁,工商业兴起,市镇增多,经济商品化繁荣。史载,弘治(1488—1505)以来,潮州“士习浮夸,商竞刀锥,工趋淫巧”。(嘉靖《潮州府志》)随着商品意识浸润,财富成为民众公认的社会价值标准,民众“货利之习”愈演愈烈,崇拜金钱,追逐钱财不择手段。既然“炒卖”鸽鸟可以获得暴利,民众自然竞相趋之。如晚明潮州籍士大夫林大春所言:“鸽变”事件“非物之能自为变也,人心之变使之也;亦非人心之自为变也,货利之习趋之也”。明中后期,活跃的商品经济与盛行的重商思潮及金钱至上观念等,持续刺激潮州民众的物质欲望,民众道德心理倾向渐为“物质欲望”取代,越发痴迷于金钱与物质享受。这种“物质欲望”主要通过“炒卖”商品等巧取豪夺方式及竞奢炫富等消费活动实现,而非通过生产技术提高与生产方式革新等途径来增加财富。有这种“物质欲望”泛滥的风俗土壤,发生“鸽变”事件也就不足为怪。

  “鸽变”事件折射“奢靡陷阱”

  荒诞怪异的“鸽变”事件,不仅反映了潮州地方民俗的拜金倾向,更是当时社会经济陷入“奢靡陷阱”的明显表征。

  有明一代,潮州经济发展经历了由衰而兴再由兴转衰的历史曲线。明初,潮州经济衰蔽,史载“洪武十八年(1385)……潮州多绝户,荒田税粮令民赔纳,至鬻子女不能给”。后经百余年发展,潮州经济至明代中期渐至鼎盛。然而,这种“新气象”仅仅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却是田地多荒芜,市井萧条。究其原因,“奢靡陷阱”是重要原因之一,而“炒买炒卖”则是“奢靡陷阱”环境下的主要经济方式。

  改变明初潮州经济凋敝景象的是海运贸易。潮州不仅拥有庵埠、柘林、樟林、汕头、南澳等天然良港,而且韩江穿境而过,将港口与内陆航道连接在一起。潮州民众利用优越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海运贸易。“富家大贾往往以势利相高,公然修造大船,遍历诸部,扬帆而去,满载而归,金宝溢于衢路,彼小民者见之目夺心骇”。(隆庆《潮阳县志》)然而,海运带来的巨额财富,仅被用作奢侈性消费,并没有转变成扩大再生产的“资本”,也非用于革新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这造成潮州经济发展后继无力。更严重的是,生活的日渐豪奢,促使攀比、拜金和浮华之风盛行,悄然腐蚀着原本质朴、恬淡的社会风气。如潮州士人林熙春称:“吾乡曩时好稼穑而乐樵采,有古先民遗风。迨市廛逐末,四方辐辏,日以雕琢……驯至于今,则耕樵化而为纷华毕露矣。水陆争奇,第宅错绣,鲜衣丽裳相望于道。”万历《广东通志》亦载:潮州“子弟之坏,务奢侈,比顽童,橒蒲歌舞,傅粉嬉游,于今渐甚。”

  民众沉溺于“奢靡陷阱”,痴迷于“炒买炒卖”等商业投机活动与巧取豪夺等敛财方式,“鸽变”等类似事件自然滋生。经济陷于“奢靡陷阱”的恶性循环,不仅直接导致社会经济由盛转衰,也进一步加剧了社会风气的腐败,进而导致社会整体失范。

  “奢靡陷阱”加剧社会危机

  明代中后期,政治黑暗,政府腐败严重,国家对地方社会特别是韩江流域等偏远地区的控制力日益削弱。随着韩江流域农业商品化的发展,市场对农产品需求量增大,并引发盲目垦荒。潮州府于嘉靖三十一年有田29038.78顷,万历二十年(1592)则增加到36002.69顷。由于大量边际土地及生态环境脆弱区变为耕地,而晚明又处于“明清小冰期”,气候寒冷,天灾频发,从而导致严重饥荒。林熙春在《救荒议》中称,潮州“惟是民间已竭,十有九饥。”(《潮州耆旧集》)小农及平民贫困化加快,贫富分化加剧。

  上述背景下,类似“鸽变”的投机事件不仅极易产生,其造成的消极影响也会加剧社会危机。晚明潮州籍士大夫林大钦对当时逐利拜金风气造成的道德沦丧及社会混乱有过形象描述,“自迩年以来……为民者尚刁风以倾轧,全丧其良心。财产不明,则献入势豪;忿争不息,则倚资权门。富贵之家,侍门第夺人之土;强梁子弟,事游侠欺孤寒之心。婚姻惟论财,而择配以德之义疏;朋友尚面交,而责善丽泽之益少。丧祭重酒礼之费,有忍毁其亲之尸”。社会正义的制度性崩坏,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兼并事态,使得“豪强未抑,弱者常被其吞并”。贫困小民成为韩江流域豪强大族“收编”与“扩充”势力的主要对象。

  随着兼并愈演愈烈,以宗族为主体的基层社会势力“并起”,攘夺国家及地方政府控制的社会权力资源,从而使地方社会支离破碎,政府对潮州地区的控制力被极大削弱,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省级重大项目“明代以来韩江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2016WZOXM017)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赵玉田 工作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课题: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厅省级重大项目“明代以来韩江流域生态环境变迁研究”(2016WZOXM017)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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