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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轻罪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
2018年04月11日 14:0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高勇 字号
所属学科:法学关键词:刑法;风险;道德;腐败;劳动教养;预防;法律制度;处罚;犯罪;刑罚

内容摘要:女童遭遇碾压无人问津、路人突发疾病或遭遇急难却只是引来冷漠旁观……一个又一个冷漠的道德事件警示我们,对严重不道德行为予以犯罪化实有必要,刑法适时、适当介入社会道德领域,通过建构轻罪制度以威慑违反道德的异常行为人,使其不敢再实施异常行为.刑法介入道德保护的最佳方式,就是在考虑法文化传统、历史传承、社会实在道德与法律制度的融合度基础上建构符合社会发展现实的轻罪制度,虽然有时对哪些道德社会危害行为应当入罪不易确定,但在具体社会中,“实在道德”也必然是具体的,结合社会现实仍然是可以选择确定的。我国刑法实际上已开始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刑法修正案对一些可能严重危害社会的风险行为,如醉驾、飙车,规定为轻罪,都是应对的表现,以此控制风险行为的实施或者增加,预防风险行为对社会安全的威胁。

关键词:刑法;风险;道德;腐败;劳动教养;预防;法律制度;处罚;犯罪;刑罚

作者简介:

   2013年12月,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决定,劳动教养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原劳动教养制度所规制的行为在现实社会中仍然存在,对其如何通过法律制度的改革予以适当规制,就成为紧迫的现实问题。就社会现实而言,将劳动教养制度中原本就被视为轻微犯罪的内容和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纳入刑法并建立轻罪制度具有现实必要性。

  第一,完善刑事法律体系,有必要建立轻罪制度。完整的轻罪制度包括:刑法中的轻罪行为及其处罚规范(轻罪法),轻罪法与行政处罚法的衔接,刑事诉讼法中的轻罪快速处理程序,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如果这一设想能够实现,则有望形成重罪、轻罪、行政处罚衔接顺畅、比较完善科学的刑事法律一体化格局。在我国将劳动教养制度废除后,对超出行政处罚法规制又不够犯罪的社会危害行为出现了法律规制的空白,凸显了刑法法网不严、体系不完整的弊端。国内富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较早就曾提出将治安管理处罚和劳动教养统一纳入刑法的系统思考或者制定《轻罪法》的主张。根据我国国情构建轻罪制度,及时填补劳教制度废除后的法律制度空白,是完善刑事法律体系、确保涉及人身自由的处罚措施更具合宪性、合法性的现实需要。依我国现行法律,对犯罪应予刑罚处罚、对不构罪的违法行为应予治安行政处罚,即刑罚与行政处罚应紧密衔接。但事实是,仅就剥夺人身自由的处罚而言,最长的行政处罚拘留15日(合并处罚最长20日)与最短的刑罚拘役1个月相比较,仍有10—15日的差距,二者并不能紧密衔接;若建构轻罪制度,则可以在刑罚设计中予以解决。刑事诉讼法中应当设计配套的轻罪快速处理程序,以提高轻罪处理效率。

  第二,为更好与国际社会接轨,以及有效打击腐败、建设清廉社会,有必要建立轻罪制度。世界上多数国家刑法中规定了轻罪,虽然轻罪重罪的具体分类方式有所不同,但规定轻罪很普遍。我国已于2005年10月正式加入了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并已经生效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的核心理念是预防腐败,强调用立法、司法、行政等综合手段预防腐败犯罪。预防腐败犯罪重在对轻微腐败行为的打击,因而建立轻罪制度是预防腐败犯罪迫切的现实需要。“腐败即以权谋私”,世界各国刑法普遍将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作为重要内容。我国是个传统的人情社会,“礼尚往来”中往往难以区分是纯粹的“人情”还是“腐败”的开端。我国刑法规定腐败行为入罪标准较高,例如贪污贿赂罪的入罪标准为5000元,说明我国刑法更加重视对腐败“重罪”的打击,而较轻视对腐败“轻罪”的预防。轻微的贪腐行为完全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无形中助长了贪腐之风的蔓延。对国家和社会而言,可怕的不是有数的过来的“巨贪”,而是社会中贪腐行为的普遍性。反腐败的关键在于对腐败的“零容忍”,只有建构反腐败的轻罪制度以保证“逢贪必抓”,使贪腐行为成为“赔本的买卖”,对一切危害社会清廉的行为——哪怕是轻微的贪腐——均予以打击,经过较长时间的坚持才会使全社会都形成哪怕是微小的非法所得也是犯罪、必将被追究,“贪一元钱也是贪”的观念,才可能实现从外部制度制约的不敢腐、不能腐到形成内心自律的不愿腐。不建立科学合理的轻罪制度从打击“小腐败”入手,就不可能有效遏制贪腐犯罪。

  第三,为发挥刑法导引作用、提升道德水准,也有必要建立轻罪制度。女童遭遇碾压无人问津、路人突发疾病或遭遇急难却只是引来冷漠旁观……一个又一个冷漠的道德事件警示我们,对严重不道德行为予以犯罪化实有必要,刑法适时、适当介入社会道德领域,通过建构轻罪制度以威慑违反道德的异常行为人,使其不敢再实施异常行为,法律制度为社会提供明确的行为指引,有利于提升道德水准,重建良好道德风尚。当法律将某种行为确定为犯罪时,就十分明确地释放了对该行为的社会否定评价与道义谴责的强烈信号。刑法在保护道德中发挥作用,并非全面介入道德保护,而只能根据本国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和普遍道德水准等实际情况,有限度地适当介入。刑法介入道德保护的最佳方式,就是在考虑法文化传统、历史传承、社会实在道德与法律制度的融合度基础上建构符合社会发展现实的轻罪制度,虽然有时对哪些道德社会危害行为应当入罪不易确定,但在具体社会中,“实在道德”也必然是具体的,结合社会现实仍然是可以选择确定的。

  第四,我国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无处不在,现实生活中能够明显地感受“风险”的真切存在。为了预防高风险对社会安全的威胁,对制造严重风险的行为犯罪化就成为急迫的现实需要。我国刑法实际上已开始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刑法修正案对一些可能严重危害社会的风险行为,如醉驾、飙车,规定为轻罪,都是应对的表现,以此控制风险行为的实施或者增加,预防风险行为对社会安全的威胁。风险刑法规范今后必将不断增加,以警示风险的制造者、与风险有关的监督管理者等行为主体。这些轻罪的出现,对风险社会中约束国民避免实施危险行为伤害社会、促成国民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均十分必要。

  为有效预防可能造成社会严重危害的风险行为的潜在威胁,必须在其实际造成严重危害之前加以预防。只有将风险行为作为轻罪入刑,以刑法的强制力约束,才可能保证风险行为得以有效禁止,法律规范得到模范遵守和执行,迫使那些不愿意自我约束的人也不得不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规范要求以避免受罚。醉驾入刑以促进“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良好社会风气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中国轻罪法律制度建构”(15YJA82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高勇 工作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课题: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一般项目“中国轻罪法律制度建构”(15YJA82006)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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