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到60%。这意味着中国正日渐由一个“乡村中国”转变为“城市中国”，由一个“乡土社会”转变为“城市社会”。然而，传统的“造城运动”抑或“摊大饼式”城镇化的发展模式忽视了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含义——公民的权利再生产。

　　作为空间实践的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在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资源要素的空间重配，进而实现人民的权利再生产。新型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作为一种空间实践深刻形塑着城市空间的“权利再造”。其核心要义就在于基于人本主义的空间重构与“权利再生产”。作为空间实践的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城市发展的空间性特征。新型城镇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空间再生产的过程，通过城镇化内部的“经年累月”自组织功能的累积逐渐对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进行解构，与此同时，在城镇内部自发或者他发地衍生出一系列的文化空间、经济空间、消费空间、权益空间，以及每一个现代人得以在社会中平等自由流动的上升空间与多元价值选择空间，通过对传统乡村社会的结构与现代性空间的再生产，新型城镇化逐渐显现出其固有的空间性特征。

　　二是城市空间的人本性特征。新型城镇化要求实现人的城镇化，是将城镇化的动力、目标和发展过程回归到人的本身，将人的权利、人的发展能力、人的福利和幸福作为城镇化的核心。城市人本空间的塑造与重构不在于基于地产扩张与楼宇建设所驱动的经济过程，而是应着重提升人的发展潜能，注重人的参与和发展，重视以人为本的经济参与和社会公共服务的建构。

　　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逻辑

　　正如亨廷顿所言：“在很大程度上，城市的发展是衡量现代化的尺度。城市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和锁在传统桎梏里的乡村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城镇化和现代化交织在一起，伴随着现代化而快速推进的新型城镇化，呈现在空间逻辑层面也带有复杂性特征。

　　第一，以空间演进秩序来看，新型城镇化遵循的是“自为”逻辑而非“自在”逻辑。“自为”逻辑强调的是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通过政府的行政力量进行系统规划、设计进而达到预设的城镇化的目的，在整个过程中需要不断发挥主观能动性，尊重城镇发展的规律性，以期达到城镇化空间演进的有序性、可控性发展。而“自在”逻辑主要是指依靠事物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尽量避免强制性的行政力量的植入，依据城镇化发展的规律顺势而为。

　　第二，从空间治理路径来看，新型城镇化选择的是“治理”逻辑而非“行政”逻辑。行政逻辑与治理逻辑是城市空间管理的两种不同的路向。从空间治理路径来考量，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治理逻辑需要注意几点：其一是整体性治理思维，以往的碎片化抑或是“不出事”城市空间行政逻辑应该逐渐置换为“以人的管理与服务”的整体性城市空间治理逻辑，以期摆脱以往的碎片化行政模式的弊端，更加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其二是预见性治理思维。基于城市空间的风险性特征，以往的反应性行政模式应该逐渐置换为以预见性、主动性、互构性为主要特征的能动性治理模式。

　　第三，以空间动力找寻来看，新型城镇化演绎的是“复合动力”逻辑而非“单一动力”逻辑。以“政府主导、市场牵引、社会（农民）推动”有机互动的复合动力结构置换单一力量推动的动力模式。政府是中国新型城镇化推进的主导性力量，新型城镇化是政府推动的直接结果。市场因素促进了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成为农村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市场通过在城乡之间的生产性资源配置，从而引发资源配置后的城乡经济发展的天壤之别，加速了农民涌入城市的步伐。此外，农民是新型城镇化的主要动力，农民追求体面生活、市民保障的心理意愿，加之城市优质资源的吸引，释放出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都少有的“叠加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