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从2006年9月13日颁布《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重大工程项目的大政方针以来，至今已有10个年头。中国文化“走出去”这一主题具体涉及“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等相关的内容。而在这些内容之中，翻译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个主要手段。值此十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这一主题进行解读，指出该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并展望其未来的发展走向。

　　亟须“走出去”的文学地域性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宏大的主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涵盖“中国文化”研究（即选材研究、文化专门领域研究、文化现象研究）、“走”研究（即译者模式、翻译方式、翻译过程、传播方式、交际手段、宣传策划、传播机制等方式的研究）和“出去”或“走出去”研究（即宣传效果、传播效果、接受效果、提升效果、市场效果、异化和归化效果等结果的研究）。“中国文化‘走出去’”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等思想一脉相承。“中国故事”和“中国特色”属于内容研究，“讲”和“阐释”属于方式研究，两个“好”属于效果研究。当然，效果还要分为整体传播效果（译外效果）和翻译过程中怎样“讲好”、“阐释好”本身叙事效果（译内效果）等。

　　谈“中国文化”，主要是谈中国的地域性。所谓文学的地域性，周作人曾说，“我相信强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学的一个重大成分。”（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美国汉学家、翻译家葛浩文认为，“地域性本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主题，而且受到乡土作家的相当重视；他们利用某一地方的特点，如地方方言等，来强调和形容某一个地方的独特性。”（《葛浩文文集》）他还承认，“几乎在所有我们讨论过的作品中，最初吸引读者共鸣的不外是民族主义的主题，但是构成其长久吸引力的却是它们的乡土色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乡土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文学地域性的一个强有力的表征，而针对乡土文学的英译实践批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正好对应了民族文化对外传播的国家需求。

　　文学作品“走出去”的翻译传播机制

　　中国文化怎样“走”才算“走出去”？把汉语翻译成外语，是最初步的“走出去”。从初步走出去到真正走进去再到完全融进去，是对于“走出去”的不断层次化和深化，既涉及翻译内部问题，也涉及翻译外部问题；既包括语言问题，也包括超语言的问题。至于是不是真正走出去了，还要有量化的考察指标，比如典籍翻译的种类、数量、印数、销售数、引用率、引用层次等。但是，虽然市场指标至关重要，但绝非市场决定论，还要看文本类型等因素，以防经典娱乐化。“走出去”的终极目标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至于中国文化软实力是不是得到了有效提升，需要历史地、长期地考察，不必因为暂时的接受效果不佳而下“夭折”的结论。

　　此外，对于中国文化的相关翻译研究要有针对性。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希望的“用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言及的并不都是翻译上的问题，所以还要将翻译学上的传播效果和新闻出版领域、外宣领域的传播效果区别对待或有机结合。“海外读者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和保持文化个性之间在实践上会有不平衡的地方，不宜一股脑儿将功过都加在翻译的头上而迷失了学理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