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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朱子家礼》的承传与创新
2020年06月10日 10: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朱人求 和溪 字号

内容摘要: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成书于南宋末年,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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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称“华夏”,《春秋左传正义》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作为“衣冠上国,礼仪之邦”,“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担负着调节社会秩序、维系国家稳定的功能。传统礼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中华礼制文化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典范文本,朱子《家礼》秉承《仪礼》及宋代官方礼书,以《温公书仪》为蓝本,斟酌古今、折中损益、集诸家之长。

  历史贡献及其传承

  朱子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承启古今礼学之变革,《朱子家礼》成书于南宋末年,是朱子对自己礼学思想的实践性著作。这套礼仪制度,在制定时秉承礼仪,删繁就简,中和官方礼仪与民间礼仪,贴近普通百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民间通用礼仪影响颇深。元世祖至元八年(1271),《朱子家礼·昏礼》被国家礼典所采用,自此《朱子家礼》上升为国家通用礼仪。

  在中国礼学发展进程中,宋代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时代,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朱子家礼》成书于南宋,是宋儒对传统礼仪承传与创新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的编订与宋代科举取士、庶民社会勃兴、两宋时期私家修礼之风兴盛等社会现象密切相关。北宋立国采用科举取士,打破了过去贵族门阀把持朝政的现象,出身寒微的士人可以通过科举完成阶层的跨越,同时士家大族若想继续维持较高的社会地位,也需要与普通士子一起通过科举求取功名,这一制度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通。同时,宋代商品经济快速发展,人们的财富意识逐渐增强,庶民社会勃兴,富人阶层以其雄厚的财力为后盾,交通权贵、联姻仕宦、纳财买官及培养子弟入仕,对过去固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形成冲击,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导民逐渐形成统一认知,官修礼书日趋接近庶民层面,私家修礼之风兴盛。但官修礼书多尊古礼,程序繁缛;私家礼书对行礼仪节虽有损益,却常常言辞难懂、程序不详;民间仍旧自依俗礼行事,而民间俗礼亦有不少粗陋、悖礼之处。朱子早年目睹此中乱象,深晓其弊,因此编定《家礼》程序时以实用、易行为上:他打破古代庙制限制,首创“祠堂制度”;简化古礼程序,将婚礼“六礼”删为“三礼”;同时秉承“兼及士庶、化民成俗”的原则对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礼进行了明确而细致的规定。朱子在不违礼义的原则下,特别注重礼仪制度的时代性与创新性,努力使《家礼》成为贴近士庶实际生活,规范冠、婚、丧、祭及日常居家诸事的士庶通礼,以期真正实现礼仪制度的普及化、家庭化。

  《朱子家礼》自成书后广为流传,至元、明、清三代,其地位已由私家之礼上升为官方之礼,各种注释、节编、改编本也纷纷问世。明朝建立后,明太祖将《家礼》之部分仪程纳入《大明集礼》中,以官方礼书的形式呈现《家礼》程序。明成祖更将《家礼》全书直接颁行天下,不再透过官方礼书对其进行节选,显示《朱子家礼》已经具有官方礼书的地位。在官方的大力推广下,《家礼》不但被官方刊刻的《性理大全》《明会典》等书收录、刊布,亦在民间出现了注释本、节编本、附图本、综合改编本等不同形式的《家礼》相关书籍,如杨复的《家礼附注》、刘垓孙的《家礼增注》、刘璋的《家礼补注》、丘濬的《家礼仪节》等,这类书籍加强了《朱子家礼》的实用性,使其传播更为广泛,更易为庶民阶层所接受。进入清代,《朱子家礼》的传播呈学术化和世俗化双轨趋势发展:在学术研究层面,伴随着清初礼学思潮的复兴,对《家礼》制度及名物进行训诂考辨之类的著作不断涌现;在实践传播层面,《家礼》延续明代的发展趋势,继续深入庶民阶层,进一步走向世俗化。清代民间对《朱子家礼》进行节编、简化活动极盛,《家礼》也由此盛极而衰,在与俗礼充分融合的过程中,《家礼》逐渐流于形式而变得有名无实。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解体,朱子学由国家最高统治哲学走向民间,《朱子家礼》也由官方走向民间并日渐式微。

  《朱子家礼》远播东亚

  礼乐文明为华夏文明之精髓。朱子认为,家礼乃“日用之常礼,固不可以一日不修”。朱子这一思想不仅是中国的共识,也是近世东亚世界的共识。《朱子家礼》不仅对宋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并且远播东亚诸国,成为15世纪之后东亚世界普遍遵循的生活方式。韩国学者卢仁淑认为“《文公家礼》在中国所发生之影响,实未若韩国之深远”。

  明清时期,朝鲜李氏王朝与中国为宗藩关系,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册封,在文化上则“经与礼,一遵朱子,无敢少差”。李朝太祖李成桂认为“冠婚丧祭,国之大法”,令本朝礼仪“一用朱子《家礼》”。太宗三年(1403),李朝政府下令将《朱子家礼》纳入科举内容,“令初入仕者,并试《朱文公家礼》,使曹请之也,虽已入仕者,七品以下亦令试之”。在官方的大力推动下,民间对《朱子家礼》的研究、应用亦蓬勃发展,各种实用文本、变通文本纷纷涌现。如星湖先生李瀷之《星湖礼式》“折衷古今之礼,斟酌士庶之制……随事立式,要为一家之则”。再如李縡之《四礼便览》,尊为朝鲜《朱子家礼》的民间改良版和通用版。中宗更于纳妃之际亲践婚礼之仪,以正礼制。

  在朝鲜半岛,《朱子家礼》被士大夫视若国礼,奉之为圭臬,家礼学也成为朝鲜李朝之显学。李朝儒者本诸朱子之说,对《朱子家礼》进行多角度研究阐发,自成宗六年(1475)敕命编定《国朝五礼仪》后,《朱子家礼》研究日盛,即便目录学大家李圭景在面对汗牛充栋的礼书著作时也只能说:“未尝知详有几家,随得随录,以便考阅,兼作证辨。”由此可知,《朱子家礼》在朝鲜封建社会制度巩固与社会伦理道德发展中作用极为重要。时至今日,每年春秋两季,韩国成均馆仍会举行祭孔的释奠礼,《朱子家礼》对朝鲜半岛礼俗影响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据文献记载,15世纪,即室町时代中期《朱子家礼》传入日本。虽然日本学者牧野巽认为《家礼》在日本并未触及实际生活,吾妻重二、田世民却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其实,仔细翻阅著于日本宽文七年(1667)的《大和家礼》,冠婚礼内容及程序与《朱子家礼》相差无几。在日本江户时代,知识分子对《朱子家礼》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日本知识分子研习《家礼》,尤重丧礼和祭礼,并有大量论著和实践。江户初期林罗山、中江藤树、山崎闇斋、野中兼山、林鹅峰、德川光圀等,都有《朱子家礼》丧祭礼的实践经验。自江户后期以降,日本祖先祭祀中的牌位乃遵循《朱子家礼》的制式,可见《朱子家礼》已经普及到家家户户。

  《朱子家礼》对越南的影响始于15世纪前半期,在黎朝仁宗完善科举制度之后。圣宗时代继承前朝,向中国明朝学习,旨在建设以朱子学为理想的儒教国家。《朱子家礼》似在此时开始受到关注,圣宗时代的婚礼及服丧均依《朱子家礼》进行。在琉球方面,从18世纪初期蔡文溥的《四本堂家礼》中能清楚地看到《朱子家礼》的影响。就目前所掌握资料看,朝鲜半岛受影响最大,日本、越南次之。

  综上所述,自南宋以来,《朱子家礼》逐步由私家之礼演变为官方之礼,由士大夫之礼兼及庶民之礼,由中国走向东亚世界,并影响东亚世界五百多年,最终渗透生活,成为东亚世界共同遵守的礼仪规范。尽管朱子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已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当今东亚地区仍然是活化的传统。

 

  (作者系国家社科重大课题“东亚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研究”首席专家和核心成员、厦门大学教授;厦门大学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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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朱人求 和溪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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