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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体的并称、渗透与融合
2019年08月12日 09: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肖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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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以来,中国的文体分类日益繁复细密,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文体分类方法,同时也产生了“体制”“体式”“体要”等批评术语。在文体学研究中,对文体风格的辨析占据重要地位。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说:“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愈严。”但与此相对,除了文论家强调的辨体之外,古代不同文体之间还广泛存在并称、渗透、融合现象。

  依托类似的文体风格

  从古代文体观念发展变迁历程来看,先秦时期出现了对各类文体用途及特点的初步总结,各类文体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并形成各自的风格。宋人陈骙在《文则》中指出:“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辞翰,备括规摹。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到了两汉时期,针对文体风格的辨析开始逐步出现一些较为深入的论述,但辨体工作仍未完成。到了两晋和南北朝时期,文体学中的辨体批评才发展成熟。

  但我们也要看到,一方面,从先秦开始,文体分类日益繁复,文论家对文体风格的辨析也愈发精细;另一方面,虽然文体种类逐渐增多,但文论家却并未对不同文体作出足够清晰的区分。古代不同文体由于风格、功能、题材、使用对象的相似会出现文体的并列相称现象。

  曹丕说“夫文本同而末异”。“文本同”植根于对文学本质的认知,指一切文章均有共通性。在论及各类文体源头时,刘勰有意识地将它们归并于“五经”并指出:“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显然,刘勰之所以如此立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认识到各类文体之“同”。而这种“同”恰好就是不同文体能并列相称的基础。

  考察古代文体之间的并称现象,首先会注意到诗赋并举。古人有“诗赋同流”之说。班固《两都赋》说,“赋者,古诗之流也”。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科八体并举,也以“诗赋”并称。其实,不同文体能并称,与其在风格上的类似有关。曹丕所言“奏议”之雅、“书论”之理、“铭诔”之实、“诗赋”之丽,就是充分认识到了每组文体在风格上的相似性,故将其并称在一起。

  刘勰的《文心雕龙》将“颂赞”“铭箴”“诔碑”“论说”“章表”“奏启”“书记”等并称。在论及各类文体特点时,刘勰还采取了“章表奏议”“赋颂歌诗”“符檄书移”“史论序注”“箴铭碑诔”等四种文体并举的言说方式(《定势》)。在刘勰看来,每一种文体都有基本的规则,也即“设文之体有常”。(《通变》)刘勰认为,“章表奏议”要“准乎典雅”,“赋颂歌诗”要“羽仪清丽”,“符檄书移”要“楷式明断”,“史论序注”要“师范核要”,“箴铭碑诔”要“体制弘深”。正因为上述每组中的四类文体具有大体相似的风格,刘勰才将其并称起来。

  立足相通的功能内涵

  古代文体能够并称、渗透并融合,还与这些文体在功能上具有相通之处有关。比如汉代人常将“赋”“颂”并称。这种并称在汉代史书中大量出现,如《汉书·严助传》说:“有奇异,辄使为文,及作赋颂数十篇。”王充《论衡》也在多处将“赋颂”并称,如“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扬子云是也”。另外,《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司马迁两次言及司马相如同一篇作品,但分别用了《大人赋》和《大人颂》两个题目,原因即在于“此赋专颂大人也”。

  从汉代文体发展实际来看,“赋”与“颂”之间存在的“赋”影响“颂”、“颂”对“赋”有依附关系、二者并称混用三种关系源于“赋”与“颂”均具有铺陈排比、赞颂帝王等功能。赋可“诵”读,而“颂”同样有“诵”之意。郑玄注《周礼》说:“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挚虞《文章流别论》对“颂”评价说:“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正是因为“赋”“颂”有相似的功能,这两种文体才被并称在一起。

  此外,由于“颂”具有赞扬、赞颂功能,因此“颂”体又与“赞”体形成了并称关系。如《文心雕龙》就有专门的《颂赞》篇。“颂”体的这种赞扬功能还使其与“铭”之间存在并称连用现象。如陆云在《与兄平原书》中说,“蔡氏所长,唯铭颂耳”;曹植的《承露盘铭》提到,“使臣为颂铭”;沈约的《齐故安陆昭王碑文》也有“乃刊石图徽,寄情铭颂”的说法。

  此外,像诔碑、论说、哀吊、箴铭、章表等文体之间也都存在类似情况。由此可看出,不同文体如果在功能及内涵上有相通之处,就会出现并称现象。

  吸纳其他文体的特质

  每一类文体的出现均受到当时多种文化因素影响,而一旦某种文体定型之后,其形式和内容则会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但随着时代发展,文体又会发生诸多变化,故刘勰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古今情理”。(《时序》)一些原本居于文坛中心的文体会逐步走向边缘,而另一些文体又会随着文学风气的转变而由边缘向中心移动。一种文体在由边缘向中心移动过程中,常会吸纳其他文体的特质从而丰富自身的内涵,而文体间的渗透、融合也就随之发生。

  不同文体间的渗透与融合是文体发展革新的动力。比如汉代的主要文体是赋,汉代人认为,辞赋来自《诗经》之“赋”。汉赋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吸纳了《诗经》的四言体句式和《楚辞》的韵律节奏。而“赋”过于铺陈排比的写作形式及赞颂帝王的功能又被扬雄调整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法言·吾子》),进而强调“赋”所应具备的讽谏功能。因此,汉赋在继承诗歌抒情性因素的同时,又进一步承担起诗歌的美刺功能,从而发展出大赋、抒情小赋、骈体赋、律赋等不同的类别。由此,《诗经》《楚辞》对汉赋的渗透促进了其发展。汉赋中很多作品可被视为有韵的散文,所以,汉代以后散文的逐渐骈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诗”向“文”渗透并融合的具体表现。

  而唐宋时期的“以文为诗”则可视为“文”向“诗”的渗透与融合。赵翼在《瓯北诗话》中指出:“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的“以文为诗”可视为古文家在诗歌创作上的具体实践,并进而影响到宋代文人的诗歌创作。严羽反对这种创作倾向,指出“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固然是一种批评,但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文坛上不同文体互相渗透与融合的状况。

  此外,古代不同文体互相渗透与融合还体现在“诗”与“词”及“文”与“词”之间的复杂关系上,所以有以文为词、以诗为词等现象。宋元以后,戏曲、小说创作兴起,话本、章回小说、戏曲等文体之间也出现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现象。

  总体而言,古代文体之间的并称、渗透与融合是文体学研究中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这种现象从先秦时期各类文体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并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各异的形态,由此也衍生出相应的文体批评方法。这些现象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学风尚,体现出古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追求,成为中国文学和文论研究不可或缺的环节。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36)、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文艺编”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肖锋 工作单位: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

课题: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18ZDA236)、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中华思想通史·文艺编”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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