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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1949-2000)》简介
2014年10月15日 10:15 来源:人民网 2014-05-13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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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学胡星亮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1949-2000)》(项目批准号为02BZW045),最终成果为专著《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1949-2000)》。

  中国话剧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西方引进的。经过田汉、曹禺、夏衍、郭沫若等戏剧家的艰辛耕耘,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话剧趋于成熟并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展示独特的风姿魅力。进入当代时期,由于社会政治等原因,中国话剧在大陆、台湾、香港及澳门呈现出不同发展情形,但有一点却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当代中国话剧已经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孤立发展,它必须与世界戏剧保持密切联系,融入世界戏剧潮流去丰富和壮大自己。

  一、大陆当代话剧与外国戏剧的关系

  大陆在“十七年”及“文革”阶段,因为整个社会的渐趋“左倾”教条和闭关锁国,使得戏剧与世界的联系单一、狭窄。主要表现为苏联戏剧的渗透。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写政策”、“赶任务”、“左倾”教条,学习斯坦尼“体系”热,1956年前后兴起“第四种剧本”,以及“文革”话剧极左猖獗等等。苏联戏剧对新中国话剧发展有积极作用。但苏联戏剧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左倾”教条和庸俗社会学盛行,特别是在戏剧与政治、戏剧现实主义和戏剧典型塑造等方面都曾出现严重偏差。所以受其影响的新中国话剧,强调戏剧为具体政治任务服务,强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育”功能,强调典型塑造要写“英雄形象”、反映“社会本质”等,也长期存在这些“左倾”教条问题。相对来说,斯坦尼体系实践更多正面价值,尽管其间也有过盲目推崇或理解的偏颇,但“体系”终究以其科学性、系统性,推动中国话剧舞台艺术走向正规化和专业化。在苏联“解冻”思潮激荡下创作的《布谷鸟又叫了》(杨履方)、《同甘共苦》(岳野)、《洞箫横吹》(海默)等“第四种剧本”,以“积极干预生活”的姿态,尖锐揭示社会矛盾并予以真实表现,关心人、尊重人并写出真实的人,突破公式化概念化流弊而有独立思考和创新。与此同时,1956年前后重新评价批判现实主义,纪念契诃夫、高尔基、易卜生、果戈理、萧伯纳及席勒等戏剧家,老舍的《茶馆》、田汉的《关汉卿》等剧作向着真实性与批判精神、人道主义同情和关怀、融会中西的戏剧创造,也可见西方近现代戏剧和“五四”文学精神在新中国话剧中的潜在传承。

  “新时期”以来,欧美现当代各种戏剧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纷至沓来,对大陆话剧形成了强烈冲击和影响。新时期之初《报春花》(崔德志)、《假如我是真的》(沙叶新)等问题剧与20世纪50年代苏联“解冻”思潮汇流,强调“讲真话”以“反映人民心声”,呼唤人的发现与人性复归,注重“写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推动大陆话剧逐渐摆脱“左倾”教条开始新的转型。而80年代初的戏剧危机,和戏剧界在危机声中的困惑、焦虑及探索,与西方现当代戏剧的译介和冲击,人们深切感受到当代中国戏剧的封闭和僵化,从而围绕中国话剧发展路向和“舞台假定性”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这场“戏剧观”论争其巨大影响体现于创作,最重要的,就是现实主义拓展和现代主义探索。与传统现实主义强调反映外在现实、塑造性格和客观写实相比较,受到20世纪西方戏剧现实主义启迪而拓展的现代现实主义戏剧,如刘锦云的《狗儿爷涅槃》、李龙云的《洒满月光的荒原》、李杰的《古塔街》、姚远的《商鞅》、沈虹光的《同船过渡》、田沁鑫的《生死场》等,融合传统现实主义、西方现代主义和民族戏曲艺术等多种手法,更注重挖掘人心灵世界的复杂矛盾,揭示人的生存、生命和人类共同的痛苦与欢乐,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戏剧的精神内涵和艺术表现力。《野人》(高行健)、《桑树坪纪事》(陈子度等)、《中国梦》(孙惠柱等)、《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WM(我们)》(王培公等)、《棋人》(过士行)等探索戏剧,在追求哲理意识与思考品格等内容层面,和艺术表现与舞台语汇创新等形式层面,都明显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影响,在戏剧危机中为中国话剧发展探出一条新路。在新时期以来戏剧运动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绝对信号》(高行健、林兆华)等小剧场戏剧,80年代偏重现代主义探索,90年代以后则实验与商业、现代与传统多元并存。建构观演共创、共享的戏剧空间,强调真实表演、直接交流和观众参与,“小剧场”以其审美独特性,特别是在演剧方面推进了中国话剧艺术变革。90年代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戏剧,体现了年轻一代反叛与创新的实验姿态。其基本倾向,前期(孟京辉的《思凡》与《我爱×××》、牟森的《零档案》等)更多偏向解构传统与反叛经典,后期(廖一梅等的《恋爱的犀牛》、黄纪苏等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等)则主要走向大众文化和“新左派”政治。后现代戏剧丰富了中国戏剧艺术的可能性,而它自身亟须以现代性为根本去建构戏剧美学,又带有它在西方剧坛也存在的普遍性问题。

  二、台湾、香港及澳门当代话剧与外国戏剧的关系

  因为社会封闭、政治专制、“反共抗俄”,1949年至1965年间,台湾剧坛成为与世界隔绝的“精神的荒原”。1965年以后,随着台湾与西方交流逐渐加强和台湾社会的变革,台湾戏剧打开瞭望世界的窗户,从突破传统写实求新求变,到开展现代主义实验剧运动,到后现代主义戏剧和商业剧众声喧哗,其创作在与世界戏剧交流中不断发展和丰富。

  当代台湾话剧的局部变革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姚一苇的《红鼻子》、马森的《花与剑》、黄美序的《杨世人的喜剧》、张晓风的《武陵人》等剧作,或采用史诗剧手法表现社会观察,或借鉴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等以揭示人物心灵深层意蕴,或以荒诞形式审视人生,一方面在“反共抗俄”的台湾剧坛努力面向现实,另一方面,推动台湾话剧从传统写实向现代主义转型。70年代末和80年代前期,以“实验剧展”为中心,以兰陵剧坊《荷珠新配》(金士杰)为代表的台湾实验剧运动,更多西方现代主义戏剧影响。实验剧力求突破传统、开拓创新,创作注重社会人生的思索与批判,演剧“完全打破写实舞台的空间限制”,从整体上推动了当代台湾话剧艺术的发展。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的后现代戏剧,如“河左岸”的《兀自照耀的太阳》、“环虚”的《奔赴落日而显现狼》、优剧场的《海潮音》、“临界点”的《玛莉玛莲》等,是西方后现代浸染和台湾社会激变的产物。要创建“此时此地”的台湾戏剧,这些作品与时代、土地、人民休戚相关。然而反剧本、反叙事、反结构,强调形体语言和意象拼贴,尽管不乏创新,却更多破碎模糊、随意零散而缺少深刻内涵。当代台湾话剧真正走向商业演出也始于80年代后期。台湾后工业时代的娱乐需求,美国百老汇戏剧、日本通俗闹剧等的影响,使“表坊”的《暗恋桃花源》(赖声川)、“屏风”的《京剧启示录》(李国修)、“新象”的《游园惊梦》(白先勇)等演剧更多娱乐化商业性质。

  在当代中国剧坛,香港话剧处于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带。1949年至1966年间,当大陆、台湾在自我封闭中隔绝与世界戏剧联系时,香港50年代末开始翻译和演出西方戏剧。但在左、右社会对峙中话剧创作贫乏,特别是现实剧创作极为艰难。当代香港话剧创作出现生机是在1966年至1977年前后,“大专戏剧节”和校协戏剧社的校园演剧,继承中外现实主义传统,受到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推出《会考一九七四》(古天农等)、《牛》(林大庆等)等直面现实的创作剧,并在写实基础上汲取现代主义而于戏剧艺术有新的尝试。1977年以来,香港话剧走出校园成为整个社会的文化艺术活动,并形成社会写实剧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的多元交汇。袁立勋和曾柱昭的《逝海》、杜国威和蔡锡昌的《我系香港人》、陈尹莹的《花近高楼》、杜国威的《南海十三郎》等社会写实剧,思考香港现实和香港及香港人的命运,充满主体意识和本土意识,借鉴现代主义去写人、叙事,丰富了香港现实主义戏剧艺术。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戏剧注重描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与内心世界,艺术表现或以荒诞形式直喻荒诞内容(潘惠森《废墟中环》等),或在经典解构中拼贴香港现实(陈炳钊与“沙砖上”的《家变九五》等),或是反戏剧、反文本、反语言的意象呈现(荣念曾与“进念”的《百年孤独》等),反写实、反传统、反戏剧,有创造却更多困惑。

  当代澳门话剧,同样经历了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外来思潮的冲击。周树利的《我的女儿》、李宇樑的《男儿当自强》和许国权等的《上帝搞乜鬼》等剧,可以代表其不同倾向。澳门话剧也是在中外戏剧交流中艰难探索和成长的。

  这项成果在梳理当代中外戏剧关系的基础上,着重探讨中国当代话剧发展的三大根本问题:如何对外来戏剧影响进行基于主体选择的汲取和借鉴;如何对民族戏曲及文化传统进行现代阐释和创造性转化;如何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创造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话剧。其主要观点是:首先,中国话剧要走现代化道路,就必须融入世界戏剧大潮进行艺术创造。封闭,必然导致戏剧的衰落;开放,才能促进戏剧的变革与繁荣。在任何情形下,当代中国话剧已经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中孤立发展,它必须与世界戏剧保持密切联系,融入世界戏剧潮流去丰富和壮大自己。其次,中国话剧现代化必须融入世界戏剧现代化大潮中去,但同时,融入世界戏剧现代化潮流的中国话剧又要用富于民族性的独特创造,与其他国家民族戏剧共同发展、丰富世界戏剧。任何外来影响都是在传统基础上接受和创新而成为中国话剧的当代存在的。以民族戏剧发展而论,熔铸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进行独特创造的成熟,是中国当代话剧富有创造力的根本标志。再次,中国当代话剧现代性建构的世界戏剧与民族戏剧相互阐发,它强调中外戏剧交流是由开放、对话而走向融合,并不是追求世界戏剧一体化。各国民族戏剧既要共同趋向世界戏剧现代化之潮流,又要保持艺术创造的主体性。中国话剧必须以其独特风貌参与世界戏剧、丰富世界戏剧。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鲁迅所说的“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使具有现代意识和民族独创的中国话剧真正成为人的戏剧、审美的戏剧。

  胡星亮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最终成果《当代中外比较戏剧史论》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第一次从当代中国戏剧与外国戏剧运动、理论思潮和创作的关系去阐明当代中国戏剧的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阐明外国戏剧理论、思潮和创作对当代中国戏剧的影响,并对这些影响作出了具体的科学的分析,论述当代中国戏剧在外国戏剧和民族戏曲影响下的创造性转化过程,这将会深化中国当代戏剧史和文学史的研究;而这项成果所体现出来的着眼现实的理论思考、开放的研究视野,以及影响研究与接受研究、戏剧研究与文化研究、形式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形态,又将为当代中外比较文学史、比较艺术史的撰写提供尝试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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