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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柯尔施问题”
2020年05月07日 15:1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祁涛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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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涌现了一些热门的议题,比如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合法性,《资本论》是哲学还是经济学,等等。这些议题加深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同时却又带来了更多的困惑。这不禁让人联想到20世纪20年代柯尔施回应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正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系中,提取一些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要素。简言之,一种反哲学的科学实证主义正在发展起来,不自觉地屈从于流俗的意识形态。当前学界议论纷纷的话题,多少与柯尔施的论战背景相似,返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并且坚持马克思哲学整体性的任务变得紧迫起来。

  坚持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思想家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中分离出相关要素,并不是纯粹方法论上的错误,它也部分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分离状况。柯尔施承认,在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著作里,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要素——正如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运动一样——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中分离出来。但柯尔施同时强调,“这绝不会出现代替整体的大量的各个独立要素”。这就是说,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

  在通向柯尔施指认的后期著作的途中,马克思为了推翻全部利润学说,他在1858年重新阅读了一遍黑格尔的《逻辑学》,声称黑格尔的方法帮了大忙。黑格尔的《逻辑学》是最讲求体系化的著作,他本人更是坚持“真理只有作为体系才是现实的”。所以,马克思对于黑格尔方法的“颠倒”,不仅仅意味着揭示出辩证法“神秘外壳”下的“合理内核”,同时还坚持了哲学研究所必需的科学体系。

  第二国际以来的各种拆解整体的阐释,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深意。一旦片面地远离了作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马克思的作 品中孤立抽取出来的收获,远不能弥补放弃体系化把握马克思哲学所带来的损失。这种诠释极大地遮蔽了唯物史观的哲学基础作用。这会导致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理解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服从于流行的思潮见解,把现存社会的表象看成是唯一具体的现实,而不会从真正辩证的立场上把握我们时代的现实。

  坚持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性质

  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特别强调,马克思思想的哲学性质,恰恰与马克思所要求的“消灭哲学”是直接统一的。在1848年之前,马克思与各种思辨哲学相论战,他不仅要从各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下摆脱出来,更要回答其他意识形态所不能回答的问题,即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提出“消灭哲学”的论点,正是直接回应哲学与时代之间关系的结果,也开启了马克思通向“哲学革命”的道路,道路的方向根本性地置于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主线之中。

  广松涉在《唯物史观的原像》里提供了一条不同的解释路径,他认为马克思是经由黑格尔法哲学的中介接触到斯密,借助斯密的市民社会理解跳出德国哲学的框架,最终把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转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理解。但广松涉的理解存在着双重危险。一是斯密的重要性被过于放大,以至于好像没有斯密,唯物史观就无法真正地塑造其基本形态,而青年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哲学意义随之削弱,它的意义仅仅是辅助性地帮助马克思注意到政治经济学而已。二是低估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哲学性质。黑格尔法哲学被看作一种关于法、道德和国家的部门哲学,仅从非形而上学的视角加以解读,其中关于市民社会的部分,被理解为德国式对国民经济学的理解。这种危险在于,一旦黑格尔的法哲学不从总体性的形而上学理解,马克思对法哲学的批判性理解就缺失了哲学的基础维度。

  当然,青年马克思的哲学发展离不开各类思想资源的影响,但是德国古典哲学定向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就其实质而言,这种解释绝非将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再度理解为思辨哲学的范式,只不过坚持了哲学性质在马克思思想中的根本地位,拒绝试图通过把马克思主义降格为纯粹理论的“去哲学化”解读。

  返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一方面聚焦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聚焦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性质,这两个方面又统归于德国哲学与现代世界之间的深刻关系。在青年马克思的眼中,黑格尔的法哲学,绝对不是仅仅关于国家与法的哲学,而是形而上学。不能将黑格尔的政治哲学看作黑格尔哲学在政治与法的领域的运用。黑格尔最终之所以能将政治哲学转为历史哲学,就在于前后一致的话语能够贯穿不同领域,并使它们统一于形而上学的内部。形而上学作为一门关于精神的科学,当政治哲学依然隶属于思辨的哲学时,思辨就始终规定着黑格尔的法哲学不得离开整体的规定。

  因此,对于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就必定同形而上学的批判相联系。青年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哲学理解了近代政治哲学的问题域和基本结论,特别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中,意识到对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结构的判断,不仅意味着能否对黑格尔政治哲学改弦更张,也决定了马克思的政治批判能否跳出近代政治哲学的叙事逻辑与基本定向。马克思哲学的整个展开过程表现为同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双重脱离,并通过这种批判性脱离,在新的创制中赢得其社会政治理论的哲学基础。

  正是此时,青年马克思清晰地流露出脱离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倾向。他开始意识到,哲学的批判只要依然停留在现存世界的视域之中,便注定和旧的哲学世界观产生共谋。1843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已然展露出哲学原则变革的方向,只是马克思尚不能用哲学的语言去表达,尚未具有科学的形式。青年马克思继续坚持了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但没能够实现的目标,即思想只有真实地介入现实,才会成为真实的思想,从而在思想中把握它的时代。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呼唤着回应时代的重大问题,必须重视马克思哲学中的基础研究和整体把握,让哲学理解社会现实的本质维度,从而有能力介入现实。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8EZX0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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