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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石刻诗文功用论
2019年11月22日 11:21 来源:《语文学刊》2019年第5期 作者:叶官谋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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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

  摘 要:中国古代石刻诗文之功用主要有:以石刻诗文求万古流芳;以石刻诗文发布朝廷告示和乡规民约;以石刻诗文记载各类历史尤其是文人游史和思想怀抱;石刻诗文之校勘功用;石刻诗文之教化与多元激励作用;石刻诗文对文学发展之作用;石刻诗文之防止纷争作用;石刻诗文之文学传播作用;石刻诗文之教习日常生活知识功用。

  关键词:古代文学; 石刻诗文; 功用研究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明清石刻诗歌集成与研究”(19BZW085); 2017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17BZW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叶官谋,广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教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宋元明清文学。

 

  石刻是一种独特文献。《古代石刻通论》认为:“中国古代先民用刀在石头上刻字、写文章的历史,差不多与汉字产生、发展同步。当汉字刚刚出现时,也就开始在石头上刻写了。”[1]2自石刻产生之后,历朝历代绵延不绝。尤其是其中的石刻诗文更是受各朝代重视。那么,石刻诗文之功用究竟何在?针对此问题,笔者试做一个相对全面的探究,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以石刻诗文求万古流芳

  中国古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三不朽”之说。如叔孙豹曾云:“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2]1001此“三不朽”成为中国古人共同的追求。而如何在有德、有功、有言之后实现万古流芳之目的,古代有多种方式方法,如一些人将其德行功绩言论铸录于钟鼎之上,一些人印刻于瓷器古木表面,当然更多的人是将其书录于纸质文献当中。然而,还有一种相对而言较为常用和被世人钟爱的方法,那便是刻录于石上以求不朽。原因很简单,一是全国各地均有,只是多少不一而已;二是其花费较少,不过是请匠人帮助刊刻付些劳务费而已;三是其与纸质版相较,更不易腐败变质。至今所见一些石刻诗文即便历经数百年依然完好无损和清晰可辨;四是其最为令人兴奋的是直接面向大众。一些石刻诗文从刊刻的首字开始便已受到老百姓的注意,万古流芳之目的其实自那时起便已逐步实现,其速度相较于纸质版本的付印发行而后才为百姓所知要迅速得多。

  据笔者统计,中国古代石刻诗文中,记言主要是刊刻古代圣贤的名言,如唐德正于桂林刻宋代寇准题句云:“但知行好事,不用问前程。”[3]170综合观之,各地一个较大共同点是都喜欢刻录儒家经典或语录等,如西安碑林存有《石台孝经》,四川遂宁摹刻有宋高宗书《真草孝经》,重庆大足有石刻古文《孝经》,羑里城有嘉靖石刻文王之《易》,乾隆《山东通志》载长青雉兔屯之石刻《孝经》等。还有将经文片段刻于各地者,如南宋司马备刻《易经·家人》于广西融水、陈邕刻张栻书《论语·问政》于广西桂林弹子岩等。[4]69而在以石刻诗文求万古流芳的动机中,以诗文纪功录德最为明显。纪功录德大多为记某朝代、某地以及他人之功德,亦有少数纪己之功德者。纪国家朝代之功德者较为著名的如元结撰文、颜真卿所书并命人刊刻于四川的《大唐中兴颂(有序)》,其歌颂之意甚明。文中序并诗云:“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之大业者,必见于是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孰宜为?颂曰: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惛为妖。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地辟天开,蠲除袄灾,瑞庆大来。……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刊此颂焉,何千万年。”[5]124此诗文并序将唐代平息安史之乱的功绩进行了颂扬,可谓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并郑重表明刻石便是为了万古流芳。

  对他人的歌颂以颂孔子与赞帝王居多。如宋代在广西为官的毛恕所作《融水真仙岩孔子像并赞跋》云:“伟哉!魏魏堂堂,人中之龙,盖千万世,凜然如生。……于戏!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父子不得不亲,君臣不得不尊。人物鬼神各由其道,无是焉将化禽兽贼乱者,匪夫人之功也耶。……”[6]111另外还有许多颂赞各地官员之德政碑,篇幅所限,不另举例。

  以诗文纪己功德之诗文亦有一些。较为著名者如王守仁所撰之《田州立碑》云:“嘉靖丙戌夏,……皇帝忧悯元元,容有无辜而死者乎。乃命新建伯臣王守仁曷往视师,其以德绥,勿以兵虔。乃班师撤旅,信义大宣,诸夷感慕。旬日之间,自缚来归者,七万一千,悉放之还农。两省以安。……今未期月,而蛮夷率服,绥之斯来,速于邮传,舞干之化何以加焉?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圣神,率土之滨,凡有血气,莫不尊亲。”[6]282王阳明以精练之笔,将其仁心宅厚之一面以及在广西以说服为主之平蛮功绩作了简要概括,使其德行彰显、流芳后世。

  二、以石刻诗文发布朝廷告示和乡规民约

  此类诗文以南方居多,广西尤甚。例如广西在发布朝廷命令告示和乡规民约较为重要的篇目就有《都察院禁革六害碑记》《禁滥派船夫碑》《严禁征收钱粮重耗碑记》《都察院禁革重耗碑记》《淋田源禁砍水源林木碑》《禁滥派夫役碑》《奉上禁革陋例碑记》《奉县封禁坑场碑》《奉府示禁碑》《众立禁碑》《禁凿石山告示》等,共200多处(方)。发布朝廷命令较具代表性的如万历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九日官方所刊刻的“淋田源禁砍水源林木碑”云:“萧推爷禁示榜谕:……淋田一源,出自天仙而来,分派下灌,何啻千百余亩。然山阴则源润,虽有旷旱,不竭。故培养山林,滋润源头,亦至理也。曾经吴成举赴州,告给示禁伐,第彼意在利市,假公济私。以一人禁,以一人伐,而数十年巨木欲卖尽矣。……所有水源林木,务在培养茂盛,则源不期裕而自裕矣。……系国课民命,敢有违禁,擅取一木一竹者,许七排指名呈究,定行严治不贷,特禁示。”[6]395此石刻文以公文的形式,在进行恰如其分的说理之后,发布了禁止乱砍水源林木的具体规定(这在事实上就是当时一个地方的法律法规),这在古代可谓一个惯例。

  在乡规民约当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那些禁赌、禁盗、禁骗、禁破坏山林、禁滋扰乡里的乡规民约。这些乡规民约,反映了老百姓渴望安定和谐自然美的生活环境。如较具代表性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刊刻于广西潭下镇老街村黄瑞林家大门口右侧墙上的《老街村弥盗碑记》云:“立耽保刻碑。贼犯白向元等,于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截路开抢一都五图黄孟奇,致失主喊鸣擒获,解官法究。有房族白兆元等二面出身担代,备办猪酒免息。冯招主、堡目、四围地方,自愿盟誓,改恶自新,耽保一、二、 四、五里地方不敢偷盜。倘后如违告发,失一赔七,擒获鸣锣沉水。据此,禀明本县太爷吴,恩蒙准批,会立刻碑,永远为记。……”[6]526-527从众多乡规民约石刻诗文内容可知,这是朝廷出于群众意愿等方面考虑的支持和鼓励民众自我解决乡村治安等一系列问题的群众社会治理重要举措,此类石刻诗文实在值得我们当代深思并尽可能地与时俱进效仿之。

  另外,广西古代石刻诗文当中还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石刻中的《述职碑》《劣政碑》以及《购试卷碑》等,这些石刻反映了朝廷对官员官声优劣的长久褒扬、抨击(恰如同面向全天下的通报表扬或批评,其导向明确,影响甚巨),以及对广西科考学子真切关怀之意,值得各地执政者学习、深思。

  三、以石刻诗文记载各类历史尤其是文人游史和思想怀抱

  据统计,现存中国古代石刻诗文作者(不包括仅题几个字的诗文作者)在10 000位以上。仅明清石刻诗文作者,就有6 000位以上。这些作者当中不少都是其所生活朝代较有名气甚至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其所作诗文颇有影响力。如唐代韩愈撰有众所周知的名篇《柳子厚墓志铭》刻石于当时的柳州府(现石刻存于柳州市柳侯祠);宋代范成大、张孝祥、张栻等名家在广西期间均撰有诗文并刻石当地;明清时期撰作诗文并刻石之当时名家更多、篇章更富。明代著名文学家杨慎、“前后七子”中之大多数人、“吴中四才子”、胡应麟、顾璘、付振商等就留有诗或文。杨慎就曾在正德年间于四川泸县留下石刻诗歌一首,诗云:“本为入山医病鹤,逢师缘会大乘禅。世人不解华严偈,妙谛原从药品传。香馔每添灵草味,黄金即布杏花田。原随丈宝维摩地,三管箜篌别有天。”[5]148此诗记录了明代著名文学家,明朝“三大才子”之首的杨慎侨居泸县,且所具有的向往归隐、与世无争的佛家思想。又如在明代被称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的祝枝山石刻诗歌《田家》云:“溪流浸茅宇,短檐挂犁锄。柔桑交午阴,幽禽时相呼。稚子跨犊眠,梦归候朝驩。稼翁择其劳,暂往携陶壶。老妻督少妇,择茧停辟纑。轻雨日日零,群苗尽怀苏。”[7]248此诗鲜明地表现了祝枝山所具有的关怀乡村老百姓劳作生活的朴素情怀,写得质朴无华,感情流露自然真切,可谓是那个时代难得的文质兼优之作。

  再如明代的著名诗人顾璘,其在被贬至广西全州县之后作了不少诗歌,还刻留一诗余于石上,诗余云:“振衣嵂屼,洗长空、初过一天新雨。万壑千峰争耸秀,犹有微云吞吐。扑地闾阎,横江城廓,总是闲尘土。寺前松桧,让渠曾见今古。漫说衡岳巡游,郁林开拓,身后还谁主?泪竹斑斑空洒血,玉辇而今何处?水底灵均,江边刺史,蔓草埋荒宇。举觞浮白,竞须烂醉休语。”[6]268-269顾璘刚被贬至广西之际,曾一度思想消沉。此诗余便是其当时思想的淋漓展现。然而很快地,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传统思想便让其打消了忧愁[8],之后为广西全州老百姓干了不少好事,获得较好官声,至今仍被全州百姓称道不已。

  清代同样有不少文学家留下石刻诗文。著名者如袁枚、施闰章、翁方纲、郑献甫、石达开等。例如著名的清代文学家施闰章在安徽宣城县留有三首石刻诗歌。其中一首云:“一径穿云过,三天入洞开。仙宫穷斧凿,龙窟走风雷。日抱松根下,泉通海眼来。幽楼何待客,禅坐有荒台。”[9]278该地所留下的这些珍贵的石刻诗歌,给人们提供了诗人施闰章的活动轨迹以及其具有的崇佛向道思想,为人们对施闰章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资料。

  相较而言,清代一些石刻唱和诗更能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如清代著名的起义军将领之一的石达开在广西宜州与同僚所作的唱和诗云:“挺身登峻岭,举目照遥空。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剑气冲星斗,文光射日虹。”[6]981-982在此次唱和诗活动中,石达开先作一诗,而后是张遂谋等八位随从一一敬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这可谓是起义军首领与下属一起唱和留下石刻群诗的最具代表性的活动之一,值得人们作进一步的研究。一些多重身份的文人亦能从多方面表现其思想和反映时代印迹。例如明代兵部尚书兼文学家的付振商在陇西留下八首石刻诗歌[10]13-15,较好地展示了当时多方面的社会现实,述写了其一个时期的人生履历,表达了其复杂矛盾的人生感慨。因而可以说,中国古代石刻诗文的又一个重要作用,便是文学家们各自进行诗文创作或开展群体诗文创作活动的生动记载,同时亦是他们思想情感自然真切之流露(一些刻在僻静处的石刻诗文更是如此),是一部历朝历代文人们活动与思想的生动的发展简史。

  另外,石刻诗文还具有重要的补足历史之功用。例如《南诏德化碑》,其“碑文详述天宝战争的起因和经过,表述不得已而叛唐的苦衷,歌颂阁罗凤平定云南全境的功绩,可补《新唐书》等记载之不足。”[11]7总之,石刻诗文记载了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水利、城建、生态等各类历史,是纸质文献之重要补足与佐证,作用甚大。

  四、石刻诗文之校勘功用

  综观中国古代石刻诗文,可知其有一个较为重要的作用,就是它可以与纸质版的诗文互为校勘,据此可得出正确的结论。首先是利用石刻纠正纸质版录字之误,如俞大猷所作之《题百寿岩诗》,其中有一句诗大多数纸本均为“柔化刚克功常罔”。而根据实地查验,可知其事实上为“柔作刚克功常罔”。此为录者将“作”字错认成了“化”字导致错讹,是不熟悉书法之故。其次是利用纸质版内容校纠石刻刊刻之误。例如在广西全州县湘山上所作诗余作品《古湘山怀古·念奴娇》之作者被刊刻成“顾潾”,这很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当时在全州任职的官员便是贬官“顾璘”,且当时当地志书当中便有“顾璘”于当地为官且在湘山刊刻文学作品之记录。[12]

  纠正岁月记载之讹误。如陈尚君据《寰宇访碑录》《武林金石记》《两浙金石记》载“天柱山监察御史源少良等题名”,知悉崔颢为开元十一年进士,纠正了《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著录崔颢为开元十年进士的错误记录。也消解了徐松《登科记考》对究竟该作“十年”还是“十一年”的疑虑。[13]35

  纠正地名之讹误。例如“赵明诚据熹平四年《汉堂溪典嵩高山石阙铭》载‘中郞将堂溪典伯并,熹平四年来请雨嵩高庙’,证《汉书》记‘嵩高’为‘崇高’之误。”[14]280

  纠正官爵之讹误。例如“李渤在桂林期间的官职,据吴武陵等人留隐山题名有‘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李渤’之说,可证《旧唐书》作‘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桂管防御观察使’与《新唐书》作‘桂管观察使之误’。”[3]15

  纠正姓氏之讹误。例如“《金石录》据《汉宗资墓天实禄辟邪字》《汉司空宗俱碑》,结合《后汉书·帝纪》《姓苑》《姓纂》等文献考得《后汉书》‘宋均传’的‘宋均’,当作‘宗均’。”[14]313-314

  纠正文辞之讹误。例如《语石 语石异同评》中有云:“至若名家恒见之诗,亦可以石刻参校。东坡《独游南山寺寄子由诗》,首句‘花开美酒胡不醉’,集本皆作‘胡不归’,按题有‘不与府宴’语,则石刻之‘不醉’为是。此例甚多,校集部所宜知也。”[15]224柯昌泗也云:“《独游南山诗》‘花开酒美盍不归’,石刻作‘不醉’,‘归’字诚与韵协,然以当时情事言之,则‘醉’字为是。”[15]397

  总之,石刻诗文可以较好地与纸质版本互相纠正内容之错讹,在正本清源、正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五、石刻诗文之教化与多元激励作用

  古代石刻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便是欲通过石刻对老百姓进行直观生动的思想教化,以便人们顺从他们的思想,听从他们的命令。因此,在刊刻内容的选择上朝廷是颇为重视的,以努力使石刻诗文的内容与朝廷期望人们所形成的思想相一致。亦正因此,选择那些能够劝导人们要忠于朝廷和要具有仁、义、礼、智、信等思想的诗文就占据了主导地位。如刻于明代的劝忠歌云:“世有欺罔臣,尸素甘碌碌。视君如路人,视民如草木。但知全身躯,岂解识心腹。嗜欲骥奔泉,贪贿犬获肉。上不畏天宪,下不畏冤狱。苟便一己私,不顾一路哭。……”[16]76诗歌通过抨击不忠之人的各种不良行径,让人尤其是朝廷命官能够引以为戒,争为忠实良臣。另外,还有劝智即劝人读书的《四时读书乐》石刻,共刊刻前人四首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诗歌云:“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17]6786再如较具有代表性、综合性较强的涵峰所题清代题画石刻诗歌云:“天生忠孝竹,节义傲风霜。桥梓垂青史,乾坤许并芳。”[18]205显而易见,忠孝思想的高扬成了此诗的主题。另外,还有不少表现符合当朝重要思想导向的诗文,篇幅所限,不另举例。

  石刻诗文还具有很强的激励作用。因为大多数的石刻诗文,均出自当地官员或往来各地实力文人甚至名家之手,这自然可让众多百姓产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看齐激励效果。尤其是一些通过激励勤学奋发以出人头地的诗文更是如此。如宋代张次良刻王正功桂林劝学诗云:“百嶂千峰古桂州,乡来人物固难俦。峨冠共应贤能诏,策足谁非道艺流。经济才猷期远器,纵横礼乐对前旒。三足八俊俱乡秀,稳步天津最上头。桂林山水甲天下,玉碧罗青意可骖。士气未饶军气振,文场端似战场酣。九关虎豹看勍敌,万里鹍鹏竚剧谈。老眼摩挲顿增爽,诸君端是斗之南。”[3]274此作品为燕集诗,是为即将赶赴京城应考的学子所作之诗。其以写景为衬托,在盛赞桂林美景之后表达了其对不懈奋斗的学子赴考必胜之信心和美好祝愿,成了广西乃至全国不朽之诗篇。

  六、石刻诗文对文学发展之作用

  石刻诗文对文学发展同样具有颇为重要的作用。

  首先是石刻诗文激励着一大批后学对文学的钟爱与刻苦创作。面对着一篇篇令人钦佩的石刻诗文,只要是稍有追求之人都会有所思考、有所启发,何况中国古人本来就有着“学而优而仕”的厚实传统呢。并且如前所述,留下诗文的作者大都为拥有一定官职的人员,这更令众多学子深切向往。还由于古人的科考大都为吟诗作对或谈时事和写政论文,这与石刻诗文当中的许多内容相符,这更增加了他们学习古圣先贤名家进行诗文创作的热情。

  二是其激励着后人产生出敢于超越前人之信心与决心。这主要可从后人的一些追和诗中看出。如桂林所存石刻有云:“(游龙岩和前贤韵鉴水石永坚寿卿和前贤韵。)茫茫天地老洪崖,太仆何年此凿开。一派灵源流不尽,教人疑是九天来。皇庆元年仲夏谨书。男琇、司吏张安同来。”敢于和韵表明了其乐于向前贤学习并以超越为目的的浓厚思想意识。再如明代田銮所题石刻诗歌四首,诗之下注云:“时己亥仲夏朔日,因公过灵泉,乃步师邵卢公、罗浮姚公前韵强制以写兴耳,敢为诗也。滇永昌月溪主人田銮题。”[5]275-276从此诗以及现存一些相类的石刻诗文内容可悉,一些诗文作者正是在看到前人石刻诗文之后心生感慨,并由此而萌生学习甚至超越前人之雄心壮志。

  三是其养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整个时代文学的发展。中国古代石刻诗文自出现起,就成为我国古代文学一种特别的文献和重要部分,其不仅激励个人在文学仕途上奋勇前行,还自然形成一种人们容易忽略的文学场或说文学生态。这些文学场常常会起到良好的催化作用,不仅可以催生文学社团,还可以唤来他方名家,使具有丰富石刻诗文的各地受到更好的文学熏陶。正是此种良性循环使得文学创作数量与质量亦得到一定提升。如以广西为例,仅明清石刻诗文数量便是此前所有朝代之四倍左右。与此相呼应的,是纸质版诗文的大量产生,如明清时期广西纸质版的诗文便在2万多首(篇)以上。这个数量的产生,不能不受到广西各地石刻诗文之感召与启示,并且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创作激情甚至灵感。

  四是石刻诗文诱发文人们开展雅集唱和活动并促进文学的发展。雅集唱和现象在实际上促进了文人间的互学互进。因为唱和在实质上是一种文学竞技活动,如果没有扎实过硬的功底,在诗歌唱和中可能便会受人嘲笑。正因如此,在无形中就给唱和文人传导了一种压力,促使其在唱和之前去努力提升自身文学素养,在唱和之后想方设想补足所缺,使其综合素质得以不断提升。这样,就不仅在唱和当中直接产生更多新诗,还较为有力地促进了诗人们写作质量的不断提升。

  七、石刻诗文之防止纷争作用

  中国古代石刻诗文当中有一种较为特别的内容,就是地契和地界等。在古代实际生活中,这种公文类的文字起到了定争止纷的重大作用。如现存刊刻于南朝广西桂林的欧阳景熙地券石刻文云:“宋泰始六年十一月九日,始安郡始安县都乡都唐里没故道民欧阳景熙,今归蒿里。亡人以钱万万九千九百九文买此塚地,东至青龙,南至朱雀,西至白虎,北至玄武,上至黄天,下至黄泉。四域之物悉数属死人。即日毕了。时王侨、赤松子、李定、张故分券为明,如律令。”[3]1很明显,此石刻文是为了此坟墓在此后不与人产生任何纠纷而刊刻,其防止纷争之作用尤为明显。同类的还有许多。如四川的杨量买山记云:“地节二年□月,巴州民杨量买山,直钱千百作业冢。子孙永保,其母替。”[5]3

  关于地界碑,其数量在全国各地亦存有不少。如广西灵川县兰田乡存在较具代表性的地界碑。碑云:“立合同以免争占事,……基前怨恩将十八隘田山均匀分派,各管各业。韦公佑、陈仁碧正住马鞍隘口,东至阳丈口为界,南至白旗山为界,西至半斤塘为界,北至上石桥为界。各管各业,不得侵占。如有越占,指名禀究,决不宽贷。恐后无凭,各执一纸存照。……”[19]此为村民之间的地界合同,止纷作用明晰。

  还有更大范围者如县界碑等具有更为重要的防止纷争作用。如《贵桂两县县界界碑》云:“……业经贵、桂两县政府派员会勘明白,以贵县武乐乡之东南西北各村与桂平之振安乡边境地方贵桂两县原日界线,由万蓋墟附近郁江之西岸起,沿小径绕铜鼓岭之东北面,接万蓋墟通大墟乡之牛车路至桂平属必祝村之西南面,则由道路湾八岭脚复出道路为界。又至贵县属潘村之北面,则以新塘面岭之岭脊分水为界。所有桂平属之杨立洲屯、青塘屯(即天台堂)、林溪沖屯地方均系飞入贵县境内,应划编为贵县管辖。……”[6]1368碑文为广西政府以下文之形式,对地界进行明确划定,使后世两县不再为土地归属产生纷争。

  八、石刻诗文之文学传播作用

  中国古代石刻诗文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作品传播作用。一些重要的诗文之所以能够世世代代传承,石刻诗文功不可没。如石经的刊刻,让四书五经等丰富的传统思想深入人心,亦使得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与文学精神得以更好地传承发展。

  事实上,一些历代名篇正是由于石刻录传而日渐变得家喻户晓。如米元章书太白题江油尉厅石刻诗云:“岚光深院里,傍砌水泠泠。野燕巢官舍,溪云入古厅。日斜孤吏过,帘卷乱峯青。五色神仙尉,焚香读道经。”[5]192诗仙之诗再加之名家书法,使诗歌引来众人观瞻、赏鉴,令诗歌不胫而走,声名每况愈上。又如后人刻黄庭坚诗云:“人急修行已是迟,得便宜是落便宜。修行须会真消息,问取虚空始得知。”[6]144此石刻使黄庭坚此首本来并不算著名的诗篇为愈来愈多百姓知晓,并经众口传诵而促成其为流行佳篇。

  又如清代大文豪袁枚所作独秀峰诗云:“来龙去脉绝无有,突然一峰插南斗。桂林山形奇八九,独秀峰尤冠其首。三百六级登其巅,一城烟火来眼前。青山尚且直如弦,人生孤立何伤焉。”[3]888此诗尽管并非名篇,但由于刊刻石上,将桂林独秀峰之独特之处予以点明,使读者印象深刻,在让桂林之美景名气得到进一步肯定和提升的同时,亦使诗歌得到较好传播。

  其他如唐太宗撰书《帝京篇》,李白撰书《隐静寺诗》,韩愈撰《柳子厚墓志铭》,李商隐撰《白居易碑》,欧阳修撰《醉翁亭记》,苏轼撰《昌黎庙碑》《赤壁赋》,欧阳询书《九歌》,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唐太宗命刻《兰亭集序》,等等。这些诗文通过石刻形式进行广为宣传,即便文化低下者亦有所知闻,使这些名家篇章因众口相传而日渐声名远播,成为人们知晓之不朽经典佳作。

  九、石刻诗文之教习日常生活知识功用

  石刻诗文的一大功能,还在于其可以教会大家一些日用常识。这些常识涉及方方面面,但较为重要的是如医学、法律和日常礼仪等。医学知识如刊录医学常识的石刻《桂林养气汤方》。其主要内容如下:“按《广南摄生论》载《养气汤方》:附子,圆实者,去尽黑皮,微炒,秤四两。甘草,炙,秤一两。囗黄,汤洗,浸一宿,用水淘去灰,以尽为度,焙干,秤二两。囗囗囗囗右三味同捣,罗成细末,每服一大钱,入盐点,空心服。……刘君锡以囗囗事窜岭南,至桂州遇刘仲远先生,口授此方,仲远是时已百余岁。君锡服此汤,间关岭表数年,竟免瘴岚之患。后返襄阳,寿至九旬。……”[3]125石刻不仅记录了药方,还特举了服用此汤而长寿无病之典型人物事例,令人较为信服。

  较为著名的石刻医方还有华山莲花峰上刊刻的《固齿方》,陕西耀县刊刻的《千金宝要碑》,广西南宁刊刻的《疗病方书》,广西桂林馆驿处刊刻的《集验方》。以上这些石刻医方,直接给老百姓带来了防病治病之管用妙法,为人们解决了一些常见的疾病,可谓善莫大焉。

  在日常生活中,由于法律与人们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所以一些石刻典型案例的法律文书亦让百姓十分受用和赞许。较为典型的法律案如刊刻于广西的“判骆存新诉邱太焯盗鱼案”,将整个案件的判决文全部刊刻石上,以作为范文为天下百姓知悉。全案云(略):“……主文:被告应共同赔偿鱼价桂钞四百八十六元与原告代表人收取。……事实:原告声明请求判决令被告等共同赔偿鱼价桂钞九百元与其收款。据其代表人骆存新陈述意旨,略称民村有北京塘一口为貯防旱及养鱼之用。……声请由其一造辩论而为判决理由:……邱太焯、卢良玉、韦颂如、邱隆飞等率领其下地栋村人捉北京塘的鱼,民等看见约捉有鱼一千六百斤。……合依民事诉讼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项,第三百八十一条第一项、第八十七条第一项、第七十九条判决如主文。……”[6]1366

  通过法律文书,老百姓懂得了原告与被告各自在法庭上应为之事,以及打赢官司需要具备的理由和证据等。同时,法律文书还让天下百姓知晓如果不服从判决可以上诉以及有关要求和时限等等。简言之,此类法律文书不仅能够起到教育百姓遵纪守法、据法维权的重要作用,还起到教会百姓有关法律常识之实际宣传作用。这些做法在当代社会仍有传承发展之必要,确实需要我们做进一步的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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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郑智敏,郑永,韦颖梅.广西兰田:一界碑见证当地明代历史[EB/OL].正义网,2010-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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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叶官谋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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