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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弗莱研究四十年
2018年08月27日 09:0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文曦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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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学界翻译、引介西方学术思想事业方兴未艾,诺斯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1912—1991)与众多西方文艺理论家一道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国内弗莱研究至今已有40余年,经历了从只言片语的译介到全面、多元乃至跨学科研究等多个发展时期。国内学者结合不同时期中国学术思想语境,从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哲学、后现代主义思潮等视角对弗莱的批评理论进行了研究和评析,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内的弗莱研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和梳理。这些成果反映了中国学者对弗莱思想的关注和重视,而弗莱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接受与审视并存

  文学思想的传播和接受往往是连续且动态的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引介西方文学思想的过程中,弗莱和他的《批评的剖析》能够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首先是因为其理论思想中有大量对文学、社会、现实关系的讨论,更容易扎根于中国语境。例如弗莱思想中的原型理论、循环式文学结构模式、兼容并包的特点以及历史的、整体的宏观视野都拉近了他与中国学者的距离。这一时期,国内学者对弗莱的研究采用的仍是传统的观念性和价值论占据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方法。张溪隆最早在《弗莱的批评理论》(1980)中对弗莱思想进行讨论。他肯定了弗莱开创性地倡导文学批评独立的主张,但同时也认为“神话—原型”理论中的形式主义倾向使其思想流于片面。实际上,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正是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研究者讨论的焦点。

  弗莱因为试图强调文学理论的独立特质而在《批评的剖析》中建立了一个自给自足的文学体系,并不断强调作为西方文学源头的古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神话。因此,虽然这一时期有学者认同弗莱思想从“人类学、精神分析方面研究文学史的种种模式的思路”(胡经之、张首映等),但仍有学者尖锐地指出“神话—原型”批评“本身是有局限性的,运用不当,它会使我们的研究工作流于肤浅”(傅礼军)。实际上,这也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对弗莱思想的研读并未真正深入展开,人们并未发现弗莱理论内部尝试统一“文学内部”和“历史、社会”等因素的二元张力,对于弗莱所探讨的西方文学原型的定义和起源也没有详细阐发。

  呈现中西“一体化”态势

  进入90年代,人们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接受程度愈加开放和包容。学界已经不满足于从方法论式的分门别类或概括式的系统界定来审视弗莱,而是紧紧结合西方文学思潮,对弗莱展开更有纵深感的研究。

  叶舒宪作为最早研读弗莱思想的学者之一,将弗莱划入了“文学人类学”领域。他出版的《神话—原型批评》(1987)、《探索非理性的世界——原型批评的理论与方法》(1988)、《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2003)等著作,将弗莱的神话理论与中国远古的神话意象作比较,注重文学人类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从比较文学角度验证了弗莱原型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可操作性。

  此外,虽然早在文学人类学研究过程中,就已有专家提出弗莱思想中的文化研究倾向,但真正从文化研究角度审视弗莱则始于2000年。程爱民的《原型批评的整体性文化批评倾向》,杨丽娟的《〈批评的剖析〉与文学的文化批评的建构》,何志钧、马建英的《宏大的叙述——弗莱整体性文化批评观的生成与向度》都从弗莱的文学整体性观点入手,发现思想的文化批评纬度。而王宁、江玉琴等更倾向于跳出原型理论,他们将弗莱置于文学批评史中,揭示其在文化研究中的先驱性地位。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国内从后现代主义观点讨论弗莱思想的成果也很多。王宁在《多元文化主义与加拿大文学》《弗莱理论的后现代视角阐释》中将弗莱定位为一个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思想家。而面对弗莱思想中清晰的理论框架和内在逻辑,国内也有学者认为当弗莱“试图‘往后站’,把批评的注意力从文学画面的笔法刀工移向文学的‘原型构造’的时候,他的整个理论思路开始与结构主义不谋而合”(盛宁)。

  自西方文学理论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中国学者就面临着文艺理论建构的困境,如何与西方保持同步,如何与西方进行持续的平等对话始终是中国学者思考的核心问题。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通过对西方文论的解构、重构和整合来探寻中西方更加成熟的双向对话模式。20世纪末以来,在后现代性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再次对已有的文学理论观念和范式进行批判反思,由此形成了当代文论更加开放、多样探索的新格局。

  寻求中国话语权

  在1994年和1999年,国内先后召开了两次弗莱研究的国际会议,这两次会议的研究成果把国内弗莱研究推向了高峰。随后不久,中西方弗莱研究专家倾力合作,出版了大量译著及评论文集。

  弗莱研究在最近十年发生了细微的转变,学者的热情开始转向对弗莱理论自身的“元问题”的探讨,并尝试从中国视角出发对其进行再阐释。马大康在《文学是有意识的神话——论弗莱的文学虚构观》(2013)中认为弗莱对文学的解释是最具现代主义特征的“元叙述”;张扬在《诺思洛普·弗莱的叙事理论研究——以戴维·洛奇小说为例》(2015)中从宗教中心论、神话的移置和戏仿以及神圣喜剧的叙事结构等方面展现了弗莱的人类精神关怀。如果说原型批评由于抹杀具体文学作品意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备受诟病,那么侯铁军的《诺斯洛普·弗莱的预表思想研究》(2014)则深入剖析了弗莱思想中的预表思想,重新彰显了其思想的开放性和互文性张力。实际上,弗莱研究中这种向理论本身转移的研究范式也正是国内乃至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的大趋势。

  弗莱研究在中国发展至今的40年,每一阶段的特质都与中国的时代发展息息相关。这一势头一方面表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与世界文论始终持有的对话关系,同时也发展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路径。我们探索弗莱研究在国内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晰地发现西方文学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脉络以及建构过程,并且对国内各种文学理论思想和流派的探讨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16ZDA19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张文曦 工作单位: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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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20世纪西方文论中的中国问题研究”(16ZDA194)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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