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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刑罚再探源
2018年05月09日 08:5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齐滨 字号
关键词:登记;特务;处罚;公民权;军事管制;保卫工作;公安机关;刑事政策;哈尔滨;考察

内容摘要:而笔者大胆将哈尔滨对待土匪的管制措施与军事管制制度以及1948年 1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布告》中首次作为刑罚被提到的“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上挂下联,容易形成一种经验链条的逻辑,即“军事管制—行政管制—刑事管制”。上述条文中涉及多处由地方公安机关实行“管制”的情况,皆是针对登记澈底、不予以限制自由刑事处罚的罪犯进行的,并且东北局社会部在《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组织处理办法的指示》中明确说明了“应督促其(管制人员)按期向公安机关报本人行动”。另外,哈尔滨市政府《对于执行〈东北局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理办法〉的几个问题》的记载中还提到“已经采取什么管制办法、今后有何改进和敌特分子反映如何”等问题,进一步证实了哈尔滨管制特务分子的经验与新中国管制刑之间的链条关系。

关键词:登记;特务;处罚;公民权;军事管制;保卫工作;公安机关;刑事政策;哈尔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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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学界通说认为,“管制”刑产生于1948年11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布告》,该布告提出的“对登记后的少数分子实行管制”标志着“管制”作为一项新的刑种在全国推行实施。但对“管制”上升为全国刑种之前是如何产生的,少有学者追本溯源。事实上,通过对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革命历史档案的挖掘和整理,笔者认为,“管制”刑最早可能产生于1946年10月2日中共松江省委作出的《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

  《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是在1946年哈尔滨解放后,为了及时发现匪患、肃清匪患制定的刑事政策,该指示共四条,分别对不同情况的土匪及其武装作出了具有处罚性质的刑事政策指导。其一,对于主动自首缴枪的,制定统一的“自新证”。该指示的第一条规定,对于投降土匪,不论罪恶大小,只要他们主动自首缴抢,政府发放“自新证”,“一律赦免无罪”,并且“酌量发钱帮助他们安家立业、寻找职业和其他出路”。其二,对于不主动自首缴枪的,应争取其“改过自新”。该指示第二条规定,“各地应动员应有的力量,广泛的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朋友……解释政府的宽大政策”,只要他们“改过自新”,政府“不仅保证其生命,并酌其情形分配一定数量之土地,使其参加生产”。其三,对于不主动自首缴枪、又没有争取回来的,应“予以逮捕处罚”。该指示第三条规定,政府欢迎坦白自新,“否则予以逮捕处罚,使将武器交出为止,以免他们乘机再起,而免后患”。其四,对于“顽固不归”者,应当在逮捕处罚的基础之上“并没收其财产甚至处罚其家属”。该指示第二条中规定:“如顽固不归,经抓住之后严重处罚,并没收其财产甚至处罚其家属”。其五,对于“组织武装叛变、坚决反共的国特惯匪”,必须坚决“镇压和消灭”。

  特别要指出的是,《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第三条规定,通过家属争取回来的匪患,解除武装后要分别处理,对于重要分子集中地点进行训练教育,对于一般分子则由当地政府(城市)或农工会(市郊农村)监督教育。在法律条文中,虽然没有直接把这种地方政府监督教育的方式直接称之为“管制”,但是在《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1947年保卫工作的决定》和哈尔滨市公安局的工作总结中均提到并把该处罚措施称作“管制”一词,这是“管制”作为刑罚方式首次出现在法律规范中。

  《关于剿匪工作的指示》中提到的对已争取回来的土匪“介绍当地政府或农工会监督、教育,集中适当地点教育感化”的做法,在1947年2月27日《中共哈尔滨市委关于1947年保卫工作的决定》中被表述为“单纯警察行政观点与孤立的保卫工作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必须使行政管制与锄奸保卫工作密切的结合起来”,这在后来的1947年7月21日《中共松江省委哈尔滨市委关于逮捕人犯与没收底产的联合决定》中也得到了印证,该文件第六条记载:“哈市最近拟将松江各县迁来之地主及罪犯大批押送回籍,各县应立即着手准备接收安置分别处理,和置于农村群众监督管制之下进行或编成生产队强迫劳动”。据此,在哈尔滨解放区不论是城市还是市郊农村都已经在处理罪犯时实行“管制”,这种“管制”措施因战时的时代特征被赋予了刑事处罚的功能。而笔者大胆将哈尔滨对待土匪的管制措施与军事管制制度以及1948年11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布告》中首次作为刑罚被提到的“对登记后的少数反动分子实行管制”上挂下联,容易形成一种经验链条的逻辑,即“军事管制—行政管制—刑事管制”,在这一链条中哈尔滨首次尝试了军事管制制度,并总结了城市接管经验并推广到东北甚至全中国,这经验中必定包括锄奸反特的关键步骤,对已经争取回来的匪特施行“管制”处罚更是无法回避的话题,针对反动分子的管制刑罚也就由此产生。

  事实上,对于敌特反动分子的管制刑罚的实践是率先在东北开始的。1949年7月12日《东北局关于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后的处理办法》(十二条)基于“宽大方针”和“区别对待”的原则,确定了如下的刑事处罚办法。

  其一,对重要特务分子,“自动登记”根据不同情况“褫夺公民权一年至五年”,“可免加逮捕”(第一条);自动登记后“将功赎罪重新作人”“自找正当职业生活”的“由地方公安机关予以管制考察”;“个别罪大恶极”而又登记不澈底、不真实的,“由公安机关逮捕追究,依法处理”。其二,对“一般特务分子”,登记澈底“可不褫夺公民权,由地方公安机关管制考察”,并“从事正当职业”;对登记不澈底、不真实者,“由公安机关逮捕追讯”,弄清问题后再放,褫夺公民权一年,并加以“管制考察”。其三,对“特务外国和利用分子”,“如登记澈底进行考察,不澈底进行清洗,但不褫夺公民权”。这里的考察应指“管制考察”。其四,对“没作过情报破坏工作,没受过特务训练者”,不以特务对待,登记后不加追究处罚,“不褫夺公民权”,就地“留用”。其五,对普通国民党成员,履行登记后“不给处罚,教育改造”。其六,对国民党党团干部,登记澈底后,“褫夺公民权一年”,“自谋生业”或“介绍转民生产劳动”,“由地方公安机关管制考察”;登记不澈底,“褫夺公民权一年到二年”;“少数特务分子,见分晓以特务分子论处”。其七,对国民党地下党员,“登记澈底者不褫夺公民权”,“遣令谋生,由地方公安机关管制考察”,登记不澈底,按第一条处理。

  上述条文中涉及多处由地方公安机关实行“管制”的情况,皆是针对登记澈底、不予以限制自由刑事处罚的罪犯进行的,并且东北局社会部在《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组织处理办法的指示》中明确说明了“应督促其(管制人员)按期向公安机关报本人行动”,这已经与新中国成立后管制刑性质无异。另外,哈尔滨市政府《对于执行〈东北局对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登记处理办法〉的几个问题》的记载中还提到“已经采取什么管制办法、今后有何改进和敌特分子反映如何”等问题,进一步证实了哈尔滨管制特务分子的经验与新中国管制刑之间的链条关系。

  由于1946年中共东北局及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均在哈尔滨,因此,可以认为“管制”这一刑罚最早出现在哈尔滨解放区的刑事政策中。哈尔滨解放区采用“管制”方式处罚和管理解除武装的敌特和土匪,体现了民主政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城市接管、解放与新中国成立的锄奸反特保卫工作提供经验。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FX021)、2017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7FXC11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作者简介

姓名:邓齐滨 工作单位:法学

职务: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课题: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FX021)、2017年度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7FXC11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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