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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退隐:伏尔泰与神义论
2017年11月15日 13:24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曹帅 字号

内容摘要:神义论的论证方式多样,而在伏尔泰时代,知识界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莱布尼茨的“最好世界”论证。但是,在被地震夺取生命的生灵的祭坛面前,是否还能从神义论的角度去理解人们眼前的灾难,这在启蒙知识分子内部激起激烈争论,伏尔泰的看法在争论中发生了明显转变。在1756年的《里斯本的灾难》一诗中,伏尔泰已经表达了对基于存在链条的神义论证明的怀疑。在小说中,主人公赣第德及其老师潘葛洛斯一开始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信徒。伏尔泰对此持反对态度,在《哲学辞典》的“善,一切皆善”条目中,伏尔泰质问:“怎么!在基督教教义中,劳动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而在伏尔泰那里,劳动是唯一可以表现人的主体性的活动。

关键词:伏尔泰;财主;上帝;莱布尼茨;劳动;神学;启蒙;地震;主人公;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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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5年,葡萄牙里斯本发生大规模地震,近10万生命惨遭荼毒,85%的建筑毁于一旦。这场“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大地震”所造成的惨象给当时正在蓬勃开展的启蒙运动蒙上了浓厚的阴影。伏尔泰、卢梭、康德、歌德等都曾经评论过这件事。启蒙运动的目的是通过驱除人为自己造成的蒙昧状态,进而涤荡由此造成的社会黑暗与不公,最终建设一个文明而健全的社会。但是,这场浩劫向人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宇宙本身是一个无情世界,我们的一切行为及其后果、我们取得的“进步”都建立在这样的脆弱基础上,启蒙本身是否还有意义?

  对灾难和罪恶的思考与哲学本身一样古老,其中最能体现西方人智识创造力的当推神义论。神义论所要解决的疑问是,如果神是正义的,为何世界上还会有如此多的恶?如果神有能力却无意愿消除恶,则神的正义变得可疑;如果神有意愿却无能力消除恶,则神的全能性受到挑战。抛开神学外衣,也可以将其表述为:既然世界上有如此多的恶,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它在根本意义上是善的。神义论的论证方式多样,而在伏尔泰时代,知识界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莱布尼茨的“最好世界”论证。莱布尼茨认为,上帝在创世时存在各种可能性,现存的世界中尽管有各种恶与不义,却已经是各种可能性中最好的一个,这说明了上帝的正义。在这个世界中,一切存在物都按照上帝规定的等级秩序,由低至高形成一个存在链条。单独地看,世界上的确存在恶和不完美,但是从整体上看,这些恶和不完美却服务于整体的和谐与完美。

  在1747年问世的《查第格》中,伏尔泰还是神义论的拥护者。当侠义却背运的主人公灰心丧气时,天使以隐士形象出现对他予以指点。隐士偷了大方款待他们的财主的金浴盆,却将它送给小气吝啬、随意打发他们的财主;他烧了彬彬有礼留宿他们的哲学家的房屋,又将热情厚道招待他们的寡妇的侄儿推入河中淹死。他向大惑不解的查第格解释道:大方的财主只是出于虚荣,损失可以让他有所收敛,小气的财主收到意外好报,今后会略为慷慨;哲学家从烧毁的房屋底下发现了大量黄金,而寡妇的侄儿如果活下来今后会成为杀人犯。看似不公正的事情背后其实都体现了上天的正义,只是天意莫测,凡人却只凭一鳞半爪的认识判断整体,才会有不公之感。最终,主人公的幸福结局为神义论证明画上圆满的句号。

  但是,在被地震夺取生命的生灵的祭坛面前,是否还能从神义论的角度去理解人们眼前的灾难,这在启蒙知识分子内部激起激烈争论,伏尔泰的看法在争论中发生了明显转变。在1756年的《里斯本的灾难》一诗中,伏尔泰已经表达了对基于存在链条的神义论证明的怀疑。他认为,在人和野兽之间有巨大的距离,就像在人和更高的自然之间那样;在上帝和所有被造物之间,距离则近乎无限。如果各物种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存在的链条就不是一个充盈的、规则的阶梯。这无异于否定了莱布尼茨神义论的宇宙论基础。如果万物不是按照规则逐层排列,而是无规则、无中心的,莱布尼茨所谓的“预订和谐”就难以成立,事件背后的必然因果序列也被偶然性所取代。

  1759年问世的小说《老实人》,进一步将这种受偶然性摆布的世界阐述到极致。在小说中,主人公赣第德及其老师潘葛洛斯一开始是莱布尼茨哲学的信徒。但是,小说的主人公们很快被抛入了荒谬的存在中,他们活着似乎只是为了承受更多的侮辱与残害。一幕幕有关阴谋、强奸、杀人、死刑、战争、宗教迫害甚至人吃人的恐怖场景在高度压缩的时空中走马灯一般接踵而至。在这里,人和兽的距离只有咫尺之遥,和神的距离则接近无限。

  个体遭受的恶是否可以理解为整体的善?伏尔泰对此持反对态度,在《哲学辞典》的“善,一切皆善”条目中,伏尔泰质问:“怎么!害上一切病症,感受种种苦恼,在痛疼中死去,而且为了凉爽,还要被人用火焚化!这种遭遇果真是最好的吗?在我们说来这并不太好,在上帝说来这又有什么好呢?”在伏尔泰作品中,正是旁人无法替代、整体无法化约的痛苦体验,凸显出了个人不失庄严的受难者表情,“个人”在痛苦中诞生了。

  尽管“最好世界”命题没有被推翻——毕竟这个神学—形而上学命题不受经验事实证伪,但是破碎的心灵已经无法再从中获取安慰,它被悬置了。上帝的真实属性无从得知,善与恶对他而言或许都不是有意义的形容词,在人的有限智慧面前,善恶的终极来源问题是个谜。人最终转而从生活本身、从当下寻找答案。

  在《老实人》尾声部分,一位无名的老人给出了启示:“我们的劳动保全我们不发生三件坏事——厌倦,作恶,贫穷。”劳动使属人的道德产生——尽管它比神的正义脆弱,文明社会却在此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基础。在基督教教义中,劳动是对人类原罪的惩罚,而在伏尔泰那里,劳动是唯一可以表现人的主体性的活动。人无法通过思辨认识世界的整体以及背后体现的和谐与善,但是,人可以从对自然的部分掌控和改进中寻求自身行动的意义,在改进自然的基础上提升我们的道德世界,从而为应付自然的与人为的恶筑起不算很稳固的堤坝。劳动不提供终极性的答案,也不承诺最终的圆满,却能够在这片支离破碎的大地上带来质朴的充实和安慰。

  救赎的历史退居幕后,世俗的历史徐徐展开。一种以行动和劳动为基础的启蒙,从以认识和思辨为基础的启蒙的自我反思中破茧而出,最终在18、19世纪政治经济学的劳动理论中登峰造极。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 2016年度拔尖创新人才培育资助计划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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