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从SSK转向后SSK，开始了对科学的实践研究。后SSK克服了SSK对规范主义过分追求的弊端，深入到科学具体领域，对行动中的科学进行微观社会学考察，真正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发起者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

　　关键词：后SSK；实践；自然主义

    作者简介：阎莉，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南京 210093）；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南京 210095）；刘美玲，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太原 030006）

　　20世纪90年代以后，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出现了分化，从SSK转向了后SSK，致使科学知识社会学从关注“作为知识的科学”转向探究“作为实践的科学”。在将科学作为实践考察时，后SSK克服了传统科学哲学以及SSK对规范主义过分追求的弊端，深入到科学具体领域，对行动中的科学进行微观社会学考察，真正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最初发起者所倡导的自然主义研究进路。

　　一　实践行动：超越SSK的视觉转换

　　当20世纪70年代科学知识社会学兴起之时，以布鲁尔为代表的研究者们高举批判的旗帜，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给予了激烈的挑战，突破了传统设立的“科学知识内容”不容许、也无须社会学染指的禁区，从科学哲学家手里夺得了解释科学知识内容的权力，以科学的社会建构论(SSK)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战场。但是与这种辉煌业绩形成对照的是，他们也受到了来自于科学哲学的许多批评。更为严重的是，科学的社会建构论陷入了他们曾经批判过的科学哲学的困境：以社会实在取代自然实在，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那么，为什么SSK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而最终却成为“走向疯狂的解构的典范”，并招致反科学的骂名？或者说，SSK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论困境，其出路何在？

　　从最初的研究目的来看，SSK将目标定位于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瓦解传统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基础，继而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最终瓦解科学的文化霸权。在具体实现这些目标的操作上，SSK引入了“社会性”作为解释科学的致因因素，强调“社会利益”能够全方位地解释和说明科学实践，并将这种解释看作是唯一合适的解释。虽然布鲁尔反复辩解SSK不排除其他非社会因素的影响，比如他在应答对强纲领的各种攻击时，以对经验的诉求来消解人们对SSK将知识完全看作由社会变量操纵的批评，并明确指出：“强纲领的意思是说，社会成分始终存在，并且始终是知识的成分。它并没有说社会成分是知识唯一的成分，或者说必须把社会成分确定为任何变化的导火索：它可以作为一种背景条件而存在。”[1]262-263但是在实际运用中，SSK未能完成最初确定的从理论描述到经验描述，从外在描述到内在描述，用实践理解真实的科学，相反，他们所有的学术努力都放在了追求“社会利益决定科学”之上，由“自然决定论”走向了“社会决定论”。这样，SSK并没有真正走出它所批评的对科学做“先验的”、“普遍的”哲学说明的主张，反而同传统科学哲学一样陷入了“表征难题”。

　　自科学哲学诞生以来，无论哪种形式的流派，都无一例外地共享着表征性的科学知识概念，共用科学的表征性语言解释科学知识。这种表征性语言“视科学为寻求表征自然并产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实面貌的知识的活动。”[2]5对科学知识表征的诉求必须做到两个方面：一方面关注科学是否恰当地表征了自然；另一方面包含着对科学作为一种整体的合法性诉求或抽象普遍性的崇拜。虽然在这两个方面，SSK与传统科学哲学存在着明显冲突，但是二者都“无法避免科学知识的‘表征性内容’及其‘本体论地位’的问题。”[3]这里的本体论问题就是SSK大力批判的标准科学观倡导的先验的、抽象的实在、客观性、理性预设。而实际上，当SSK提出用科学知识的社会本质取代科学知识的自然本质，用表征科学知识的社会实在取代表征科学知识的自然实在时，SSK就注定要落入同传统科学哲学一样的命运，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仅在于“相关的影响因素是落脚到真实的、独立于实践活动的自然客体身上，还是落脚到能够真实地说明科学知识的具有权宜性和偶然性的社会因素”。[3]

　　SSK遇到的困境促使科学知识社会学内部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一股“异己”力量，形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后SSK，他们深切反思SSK自身的局限性，寻求一种新的解释途径。后SSK认为SSK之所以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是因为从本体论上仍然没有摆脱自康德以来就已经存在于哲学界的自然与社会的两分状态。在一般意义上，这种思维方式是现代思想的核心，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都以自然与社会二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区别仅在于科学哲学家以自然一极为其认识论的基础，SSK则以社会作为判决科学的依据。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SSK则追随涂尔干的理论，忽略直接可见的社会因素，试图挖掘隐藏的社会结构。在后SSK看来，克服与解决SSK困境的途径只能是消除自然与社会的二元分立，将两者置于同一个场景，寻求共同的融合点。后SSK的做法就是转向对科学的实践分析。

　　在对科学实践分析的追寻中，后SSK从一开始就避免了SSK的弊端，重新对科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以及方法论进行设置。首先，后SSK打破了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的根本界限，对称性地对待自然与社会，将所有参与科学的各种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统称为“行动者”，科学知识就是各种行动者在实践中共同博弈而建构的结果。其次，后SSK不再将科学的结果看作是由单一的因素决定，而是将科学理解为一种实践过程，各种异质性的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构成了科学多样性发展的内在动态空间。第三，将科学看作是在历史中生成的，具有开放性、过程性、语境性特征，需要采用操作性语言才能真正描述科学的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行进性特征。这样，后SSK超越了SSK，全面进入了科学的实践行动。

　　进入实践行动的后SSK意图很清楚，就是关注进行时态的科学，从完全动态的实践过程刻画和理解科学，将科学的真实过程展示给世人，拉图尔称此举为“打开潘多拉的黑箱”。“黑箱”一词是拉图尔从控制论借用而来的，意指“已经形成的科学”。在拉图尔看来，以往研究者面对的都是已经形成的科学。对于这种科学，研究者除了知道它的输入与输出外，不需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比如对于双螺旋，“当你对核酸序列进行比较的时候，你只需从双螺旋形象开始”，而“不管它们在其历史上有过多少争议，不管它们的内部工作有多么复杂，也不管把它们牢固确立起来需要多么巨大的商业网和学术网。”[4]4

　　显然，要想真正了解科学知识产生的过程，停留在既成的科学中将难以达到目的，必须介入“形成中的科学”，通过历史回放的实践方式，使一切变得一目了然。这样，“我们必须做出的第一个决定：进入科学和技术的途径应当经过形成中的科学那窄小的后门，而不是经过已经形成的科学那宏伟得多的大门。”[4]7后SSK几乎共同遵循了这样一种路径，深入到科学内部，探求科学是如何运作的。尽管如此，在如何打开黑箱的策略选择方面，后SSK的研究者们仍然采取了各种方式“寻找进入之途”，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流派，但是总的来说，他们遵循了共同的方法论准则，即自然主义的途径，实现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向自然主义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