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金红(1977～)，女，黑龙江哈尔滨人，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助教，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际移民，婚姻，家庭，女性主义。香港薄扶林道。

　　【内容提要】在中国东北地区盛行的跨国商业婚介通常规模不大，其组织特点是多种形式的机构和个人相结合，依赖跨国的多层次关系网络。在这一组织网络中，朋友、亲属等关系被商业化，而婚介流程对时间和效率的重视也影响了男女双方的互动，使之呈现模式化的特征并进一步鼓励实用主义精神。正因为如此，中韩跨国婚姻才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有缺陷的亲密关系。

　　【关 键 词】商业婚介；跨国婚姻；亲密关系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179(2013)05-0051-07

　　一、问题的提出

　　中韩跨国婚姻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现象，与同时期中国东北地区出现的朝鲜族大规模向韩国流动寻找工作机会密切相关。尽管开始是以朝鲜族女性为主，但汉族女性也紧随其后加入其中。她们大多嫁给了在韩国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的农村或处于城市底层的男性。本文探讨商业婚介的组织特点以及它如何影响传统的朋友、亲属关系，同时揭示了商业婚介流程对于效率和时间的重视是如何影响男女双方的互动以及缔结婚姻的过程。

　　跨国婚介机构也曾被称为邮购新娘机构。邮购新娘是一种特殊的现象，起源于早期的美国。当时大量前往美洲大陆开采金矿和寻求工作的都是单身男性，导致性别比例极不均衡。迫于无奈，他们写信要求老家的人给他们介绍女伴，双方以通信的方式保持联络，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新娘因此被称为邮购新娘。之后更多的移民来到美洲新大陆并开始定居，性别比例逐渐趋于平衡，这种现象也随即消失。但20世纪70年代开始，西方一些男性开始抵触自己国家的女性，转向东方寻求传统的，保守的女性做妻子，这导致了邮购新娘现象再次出现(Chun，1996；Orloff，Sarangapani，2007)。

　　然而现代意义的邮购新娘现象与资本家的介入有着直接的关系。Chun指出现代邮购新娘业务的大规模发展正是像约翰·布鲁萨尔这样的先锋资本家积极开拓的结果。一开始，他只是从东方进口贩卖碗碟、花瓶这样的小商品，但他很快嗅到了商机，从1974年开始，扩大他的经营范围开始从东方进口新娘。为满足男性消费者的需要而引进东方新娘很快发展成为一个利润颇高的行业，使得资本家们趋之若鹜。这也使得现代邮购新娘业务更具有争议性，因为这是在新的资本主义的环境下发展的具有新的目标和后果的商业行为(Chun，1996：1155～1161)。

　　如今，跨国婚介通常还是从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和国家引进新娘，现代通信方式的发展更是加速了这一行业的发展(Schaeffer-Grabiel，2006；So，2006)。如今，大量婚介公司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发布信息，为男女双方牵线搭桥，从中赚取利润。一开始，业务主要还是集中于向经济发达国家，如西方国家等输入新娘。近年来，韩国、日本等非西方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也开始从周边贫穷国家大规模的引入外籍新娘，跨国婚介业务在这些地方也开展得如火如荼(Hsia，2004；Lee，2008；Suzuki，2000)。

　　在学界中，一种看法是把跨国婚介服务看成是向发达国家的系统化的买卖妇女的行为。Lloyd认为，该产业只是为发达国家的男性和自身的预算负责(Lloyd，2000)。在这个产业中，婚姻中介把女性当做商品，在媒体上发布她们的信息，把她们置于被审视，被选择的境地，但是却给予发达国家的男性选择的权力。因此，跨国婚介、邮购新娘成为女性被压迫和男性霸权的象征(Constable，2003：163～180)。它利用并进一步强化了男女之间、富人穷人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权力不平等。因此，在大众观念以及学界讨论中，“邮购新娘”这个词语本身暗含贬义，象征了女性作为商品的一种地位存在。

　　更重要的是，现代跨国婚介产业描述并强化了一种性别和种族化的女性形象。Constable指出，美国的婚姻中介行业所描述的亚洲女性在形象上通常处于两个极端：“一端是甜蜜的、天真的、浪漫的东方芭比，另一端则是诡计多端、狡猾奸诈的母老虎。”(Constable，2003)在全球范围内，这种性别化的、固化的女性形象通常帮助建构种族和民族的分野。受到婚介产业和这种固化观念的影响，有关亚洲新娘的描述强化了东西方女性的二元分野，也即传统的、顺从的、具有异国情调的东方女性相对于现代的、强势的西方女性(Schaeffer-Grabiel，2006)。

　　然而，Constable和其他一些学者尖锐地指出大多数对邮购新娘的研究都仅仅研究了网站、邮购目录、婚姻中介对于女性的描述，而并没有探究实际婚介过程中男女双方的互动，因而这样的结论有失偏颇(Constable，2003)。这样一种视角“会具有把男性和女性约化成单一的声音和单一的非个性化的形象的危险”(Constable，2003：14)。因此，学者们建议对于跨国婚介的研究应该超越邮购新娘目录所体现的文化表征去研究目录后“真正的人”以及男女双方在商业婚介过程中的互动(Holt，1996)。男性和女性的动机和期望是什么?他们/她们如何作出选择，控制或是被对方控制?以及他们如何缔结婚姻关系?这些问题都与邮购新娘现象所呈现的文化表征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只有探讨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有力的挑战一个处于控制中的男性和无力的女性这样一个简单化的文化表征(Constable，2003：15)。Constable就令人信服地展现了在商业婚介中，女性并不是被西方男性所消费的没有能动性的对象，而西方男性也不仅仅是盲目遵从在西方盛行的有关东方幻想的被动消费者。

　　如果这样一种非正式化，具有一定传统红娘性质的婚介行为盛行，我们该如何定义它的商业性。不同与齐美尔等对于金钱、市场活动、经济理性的看法，Zelizer认为金钱所代表的交换关系和亲密关系，如友情、爱情、夫妻关系等，不属于壁垒分明的两个阵营，而是互相渗透。她指出，从古至今，朋友之间、夫妻之间都涉及金钱的分配与使用，但是却通常不被定义为商业关系。这是因为交换所使用的媒介、协商过程和意义不同。因此每一性质的关系都有与之相对应的金钱交换法则和意义(Zelizer，2005：15)。由于中韩跨国婚姻介绍运作模式涉及了多层次的关系网络，我认为在那些涉及朋友、亲属的婚介实践中，金钱交换的媒介、协商过程和意义帮助定义了其商业性，使之区别于以往的红娘现象。

　　中韩跨国婚介逐渐发展出一套流程。这套流程关注时间和效率，帮助塑造了婚介过程中男女双方的互动模式并鼓励和凸显选择中的实用主义精神，而这些都与现在流行的有关自由恋爱、情感互动的理念相悖，因而使得中韩跨国婚姻被认为是有缺陷的，不正常的一种亲密关系。我认为，商业跨国婚介产业中盛行的市场逻辑对于亲密关系的影响并不是使女性成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影响了男女双方的互动模式和交流过程，使之呈现模式化的特征并突出了其关系功利性的一面。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为博士论文所开展的田野调查，由在韩国所开展的半年田野调查和在中国黑龙江省的方正县所开展的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组成。由于跨国婚介在中国尚属非法，婚姻中介一般不愿意接受采访，经过一番周折，最后由一个亲属的介绍，才成功采访到一个从事多年婚姻中介的中介人。在他的介绍下，我采访了另外两个有经验的中介人，同时也在方正县开展了参与观察。在我调查的48名嫁入韩国的中国女性中，有9个是明确表示通过商业婚介认识了现在的韩国丈夫，占总数的18％，而有4人则是通过亲属和朋友认识了韩国丈夫，但却为此支付了与市场价格相当的介绍费。她们对婚介过程的具体描述也为本文提供了最直接的一手资料。同时我也查阅了大量关于跨国婚介的报道，试图探讨跨国婚介行业所具有的特征和运作模式，这些构成了本文所使用的二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