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改革开放以来，“家贫国穷”的风险倒逼让利放权，“机会不均”的风险推动完善国家治理，风险全球化凸显大国财政作用，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这一点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把握。

　　观察财政改革，最重要的是要突破部门思维。财政从来都是国家治理的基础与重要支柱。从历史来看，它既是改革的对象，也是各项改革的保障，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任何“破”与“立”，本质上是利益与风险的分配，最终都会归结为根植于社会共同体的财政改革。

　　财政改革走过了40年，放在历史长河中，这只是一个瞬间，而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中，呈现出浓墨重彩的改革画卷。回顾40年改革长路，是什么在推动中国财政改革？其深层逻辑又是什么？我们发现，从过去到现在，这一问题根本上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公共风险的变化。财政改革往往不是在先见之明的制度设计基础上进行的，而是在公共风险暴露与加剧时，不得不做出的选择。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就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独特发展道路，而财政改革之所以在国家改革开放与发展中发挥了基础性和突破性的作用，就在于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公共风险的变化，从而适时地牵引和支撑了国家的改革开放与发展。

　　防范和化解公共风险是财政改革的原动力。从历史上看，制度变迁无一不是公共风险与危机推动的结果，而制度变迁的突破口常常是在财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改革实质上都是遵循公共风险变化的逻辑而推进的，其变化的脉络是从“家贫国穷”的风险到“机会不均”的风险，再到全球公共风险，这也是我国主要公共风险的昨天、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