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的一位有影响的文化人，他的小说翻译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深刻影响。全面审视林纾的一生，他的人格正气与家国情怀，在诸多方面令人敬仰。

　　批评科举与追慕革新

　　林纾一生从未入仕，有人举荐其做官，他以“动多夸诞”，“未必足名为文章者”，“深念亲意”、“岂忍割弃”（《答某公书》）三事力辞不就。此三事，颇似正始名士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之“七不堪”。婉拒的实际原因，在于林纾看透了官场的黑暗险恶而不愿陷身其中。有鉴于此，林纾写了一系列的诗文小品，对如蝇逐臭的利禄之徒、江湖骗子、懒人馋人给予无情鞭挞；对所谓饱读诗书却人品低下的“名士”给予辛辣嘲讽。

　　人们对林纾的认识，总离不开前清遗老的形象，其实并非如此。林纾曾对科举制度给予严厉批评，认为“制举之学，鹄于科名”，乃“取决于庸俗之眼，求幸于蒙昧之获，于向道之心不为无间”（《赠林长民序》），士人热衷科举，并不能增进其向慕道义之心。读书学习不在于做官：“天下爱国之道，当争有心无心，不当争有位无位。”（《爱国二童子传达旨》）这样的思想，今天仍不乏教育意义。他积极兴办新学，1896年与孙葆瑨、陈宝琛等人创办了新式教育学堂“苍霞精舍”。

　　1921年5月，林纾南游雁荡，车过沧州，目睹饥民“酸风卷出哭声哀，菜色人人杂色灰”之惨状，他无心游玩：“赤地再无登麦望，白头颇晦看山来”（《车过沧州》），表现了一位正直士人心系百姓、忧虑民生的情怀。他甚至敢于斥责慈禧，认为慈禧之骄奢淫逸，比之暴秦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书宋张淏艮岳记后》即是借题批评慈禧修颐和园的。他欢迎革命，赞同维新：“今朝父老欢呼竞，鼎革仍原上帝心”（《归途感赋》），大声疾呼改良和变革。他同情革命，赞成共和，认为“共和之局已成铁案，万无更翻之理”，而且剖白道，“仆生平弗仕，不算为满洲遗民，将来仍自食其力，扶杖为共和国老民足矣”（《与吴畲芬》）。林纾的这些态度，后来虽有一些反复，但就当时的思想来看，不啻为一位维新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