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本体论探索宇宙的本源。人类对世界本体的认识是发展的。时代的问题呼唤时代的哲学，21世纪人类面临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化解这五大冲突的轴心就是一个“和”字。“和”不仅是化解21世纪五大冲突的轴心，“和”的本体性也是其它汉字无法替代、无法超越的。“和”作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本体，一方面，“和”是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和”不会取代马克思主义自身具体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中国实践的有力武器。要充分发挥“和”的本体作用就必须处理好本体与其他文化层次之间的关系，本体、制度、器物之间多元一统，缺一不可。

关 键 词：和 本体 佛教 马克思主义 制度

作者简介：李海玲，河北省和谐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本体论探索宇宙的本源、本性、本质、本因，本体论探索对任何世界都有效的关系、原则。本体论是哲学中最形而上的塔尖。本体是现实世界一切存在背后那个抽象的、超越的原因。

人的认识是发展的，人类对世界本体的认识自然也是发展的。人对本体的认识不仅依赖人对世界的认知水平，也依赖客观世界的问题所反映的声音。因为问题会引导认知方向，而且现实问题常常是认知的偏见、缺陷、落后时代的醒示，所以，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时代的问题呼唤时代的哲学。

21世纪人类面临五大冲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不同文明间，这五大冲突就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五大问题，张立文指出：“化解这五大冲突的五大原理是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这五大原理是21世纪人类最大的原理和最高的价值” ^[1]。这五大原理的轴心就是一个“和”字。

当然，“和”要从历史的故纸堆走到时代哲学本体的高度，仅仅是化解问题还不够，关键是“和”字在中华文化传承中具有了其他汉字无法替代、无法超越的哲学性、本体性。

一、“和”的本体性

（一）“和”与“道”

1.“道”：第一个中国哲学本体

老子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创始人^[2]。“道”是中国哲学发展中的第一个哲学本体，魏晋之后又提出“无”、“理”、“心”、“气”等哲学本体，现在我们又提出“和”这个哲学本体，他们之间是一脉相承，生生不息的关系。

“道”与其它本体的区别在于：“道”不仅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哲学本体，而且在后来的文化传承中“道”已成为本体的代名词，求道就是求对世界、对事物的根本认识，最根源的道就是本体论。

2. “和”：一而万，万而一的本体性

《道德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早在西周末年史伯就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万物由和而生，以同稗同尽乃弃矣。老子进一步从一生到万，至简而至赜；再从万回到一，至赜返至简。一而万，万而一正是本体的特点。

“和生万物”是一而万；“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万而一。在老子的思想中“和”不仅是“生”之“道”，“和”亦是万物本体。

3.“易”、“道”、“和”的一致性：太极

老子也继承了《易》的思想，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冲气为和，和生万物，生生不息。老子将“和”具有的最本质的阴阳矛盾论、生生发展论以及发展的内因：矛盾，揭示了出来。得意忘言，思想才能发展，如果说在老子的表述里，“易”、“道”、“和”还没有明确统一，那么，经过数千年的文化传承与长篇累牍的钻究，从“意”上说，“易”、“道”、“和”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表现在太极图上：阴阳和合，生生不息。和合就是冲突融合，对立统一，和合、生生正是中国哲学对世界最根本的认识。

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是易，易的根本是太极，太极的根本是阴阳和合，生生不息，也就一个“和”字。

阴阳和合、生生不息是“和”与太极一致的核心思想。“和”即太和，而非大和。

（二） “和”与 “无”、“理”、“心”、“气”

1. “无”、“理”、“心”、“气”是儒释道“和生”的思想产物

从“和”的造字本义看，“和”的本质是多元一统。多元是“和”的前提，多元如何一统？

史伯说：“以他平他谓之和”《国语·郑语》。多元通过“平”达到一统。何谓之“平”？

晏婴说：“和如羹焉”《左传·昭公二十年》。水、火、各种佐料、鱼肉、薪、宰夫互相配合，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泻其过，最后这碗美味的羹就是“和”的状态。“齐”、 “济” 、“泻”是“平”。齐之以味，“齐”是平衡，是多元要素依其自身客观属性努力达到最美味的协调状态的那个平衡；济其不及，“济”是补不及，多元间互补；以泻其过，“泻”是去其过，去其过分，粗劣、不好的部分。这一碗羹，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献否成可，献可去否，政平而不干。

以他平他谓之和，多元之间通过“平”，也就是“齐”、 “济” 、“泻”，也就是平衡、互补、去过，最后达到一统，这个一统是“和”的状态。

根据史伯与晏婴对“和”的先知灼见，可以说，包容是“和”的基因，而且这个包容不是泥沙俱下，而是扬长避短，聚善集美，求真生和。所以，从文化上来说“和”的包容过程是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是一个去伪存真、生生不息的过程。

“无”、“理”、“心”、“气”是在佛教传入后，与儒道融合过程中形成的本体认识，可以说“无”、“理”、“心”、“气”的形成就是无形中“和”的包容规律下，为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而和生的思想产物。

2. “无”、“理”、“心”、“气”的根本：太极

王弼贵“无”，但贵“无”不是否定“有”。“无”作为万物本源和归宿的本体，它的本质是全有、是万有。“无”与“有”是本末、体用的关系，二者对立统一。 “无”与“有”的和合是王弼“无”的思想背后始终贯穿的思想。

理学代表朱熹认为：天地万物各自有一个理，但总合起来只是一个理，这一个理就是根本的理，这个根本的理就是太极。 “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朱子语类·卷九十四》。

心学代表陆九渊认为：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其为万化根本固自素定。《与朱元晦》。心学之所以为心学，在于认识理的方法是反诸求己，发明本心。理学格物致知，心学格物致良知，心学更强调主观能动性。但在天理上二者都肯定太极之理。

气学代表张载认为：气分阴阳，阴阳交感，万物化生。《正蒙·太和篇》：“太和所谓道。”《正蒙·参两篇》：“一物两体者，气也。有两则有一，是太极也。若一则有两。气之生即是道是易也”。气学的世界本源：气，本质仍是太极。

3. “和”与“无”、“理”、“心”、“气”的区别

 “理”、“心”、“气”对世界的认识最终仍归在太极，而“和”在老子那里已成为太极思想的代名词。因此“和”是“理”、“心”、“气”进一步形而上的本体。

另外，生是“和”的思想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物由和而生，“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幼学琼林》：“孤阴则不生，独阳则不长”。而“理”、“心”二字中没有“生”的思想，而“气”虽言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但“气”要生，也须“和气”，和气生财，和气生物。总之，阴阳和，则万物育，没有“和”就没有生。

以“无”为本认为有生于无，无极生太极，无极如何生太极？还须和生。

“和”的阴阳、包容、生生是其它汉字无法替代、无法超越的。

（三） “和”与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

本体论、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都属于形而上，在形而上中最抽象的文化根源是本体论。

如果把文化看成一个漩涡，那漩涡的中心就是本体论，往外是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决定着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教育哲学等分支。再往外是形而中、形而下。

中国传统文化中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没有明确的界限，中国人对天的认识是宇宙论，对如何做人行事是伦理观，宇宙论与伦理观的和合就是天人之学，天人之学包括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推天道以明人事是方法论，天地人和是价值观。

我们现在哲学界所说的核心价值是价值观，所说的基本精神是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的统一。

1.“和”的宇宙论

伏羲观天观地，始作八卦，后人据八卦画太极，太极的思想、和生的思想就是古人对自然、对宇宙的认识。《和经》：“大宇宙，众星和；日生辉，天地和”。

范曾：“仰望繁星随旋，日月递照，那是和谐；俯察万物得时，草木丰茂，那是和谐。我们甚至可以将和谐的性质追溯到宇宙本体的生成。和谐，是一切合理事物之母。天地之间有大美，这大美就是和谐” ^[3]。

天地宇宙是多元而一统，生生而不息，循环而有变的世界，这是“和”的宇宙论、世界观。

2.“和”的方法论

推天道以明人事，天道的本质是“和”，人事循天道，人天和则灵。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和谈和解是中国人待人行事改造世界的方法。

“和”的思想来自自然，阴阳和合、生生不息是“和”的精髓，自然论、辩证法、和而不同、知行合一、生中变通、自强不息是“和”根源上的认识论、方法论。

自然论不是唯心论，也不是简单的唯物论，自然而然，究求本性。

3.“和”的伦理观

伦理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处的道德准则。伦理观是人生哲学。

《道德经》：“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道效法天道，天道即自然。自然本无心，王船山：“人必有心而后相天” ^[4]。人为天地立心，再以天地之心立人道，而此人心之天道已非自然之天道。

人道观天道，关键还在于人怎么观，人眼中之自然已非自然之自然。一方面，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另一方面，天之道，优胜劣汰。儒家说：“天地之心曰仁。仁，人心也”。道家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天人之间最高的道德依然是和合，既有天人相分，又有天人合一，对立统一，生生不息。

无论天道还是人道，无论自然之天道还是人心之天道，“和”的伦理观还是和合的伦理观，也就是对各种天道观、人道观的包容，包容中生出“和”的伦理观。

“和”的伦理观就是以“和”为价值目标的伦理道德。儒家的仁、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道家的道法自然，自然而然；佛家的积德行善，大慈大悲都是“和”的人生哲学。出世入世，天道人伦，天理良心，重物重心，中国人的伦理就这样以“中”以“和”为目标在儒释道间穿越。

“和”与儒释道伦理观的不同在于，“和” 是人心之天道，“和”亦是自然之天道。杨耕：“哲学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5]。“和”的伦理道德不是使人成仙成佛、也不是使人成圣人君子，“和”的伦理是使人回归天性、本性，是使人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

4.“和”的价值观

“和”的价值观就是以天地人和为最高价值。大同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数千年来中国人的理想。

（四）“和”的本体性

 “和”是“无”、“理”、“心”、“气”等本体之上的本体，或者说“和”是中国哲学本体论进一步发展的认识成果，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这个字就是一而万、万而一的“和”。

这个本体“和”是阴阳太极之“和”， 是和生万物之“和”，是“和如羹”之“和”，是和而不同之“和”，是兼和之“和”，是仇必和而解之“和”，是天地人和之“和”；这个本体“和”包含着宇宙论、方法论、伦理观、价值观。这个本体“和” 是往返于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超越的、无所不在的本体。

二、“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文化是在不断的包容、吸纳异质文化中发展的，其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两个异质文化当是佛教与马克思主义。

（一）佛教中国化的反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

费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觉，文化自觉的关键是文化反思，在反思中辨析、比较、选择、预见、重建。反思佛教与中国传统儒道的最后解决，通过反思佛教中国化过程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释道的最后解决。

佛教的传入弥补了中国文化的现实性、有限性。从翻译开始，经过1000年的和合，三教合流归于一，这个一就是宋明理学的“理”。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弥补了中国文化的感性、妥协性。同样从翻译开始，在带领中国人民寻求解放的近100年里，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经过咀嚼、消化、吸收、排泄，一个完整的新陈代谢，其与中国文化的最后解决仍将是百川归一，这个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儒释道的和合体——“和”。

（二）“和”与马克思主义大同小异

 “和”的内涵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阴阳论）、实践论（自然论）、发展论（生生论）、共产主义（和谐社会）大同小异，扩而广之，“和”与现代的合作共赢、生态文明不仅完全一致，而且是其形而上的思想之源。

（三）“和”是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的成果

不同文化互相印证，不同的表述下是大同小异的思想。佛教有“空”，道教有“无”；基督教有“忏悔”，儒教有“自省”；马克思有“矛盾”，易有“阴阳”……就连佛教的“平等”在先秦文化也可以找到“齐物”、“兼爱”与其印证。外来文化带来了不同的新思想，更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重新反思、比较、选择、重建，反思后外来文化所能解决的问题传统文化也多能解决，因为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6]。

马克思主义如何彻底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强调要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古今中西思想和合生新，不仅从一生万，再从万中求一，求一切学术宗教思想之共同本体，这个本体是核心价值，是基本精神，是真善美的根源，这个“一”是儒家一以贯之的“一”，是佛家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一”，是道家万物之宗的“一”。 这个一就是“和”。

佛教兴盛之后归于“理”， 马克思主义历史使命之后归于“和”。“理”、“和”是外来文化的彻底中国化。

（四）马克思主义和学化不是和学彻底取代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和学化不是和学彻底取代马克思主义。正如佛教中国化一样，儒释道三教冲突融合而和合，产生了新的理论思维形态——宋明理学，但儒释道三教其具体的哲学思想仍然各异而保持其独立体系和各自的承传，其和合的“理” 成为时代的精神，并使中国文化达到当时世界的高水平^[7]。

马克思主义彻底中国化后归于“和”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自身具体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中国实践的有力武器。

（五）21世纪的中国哲学本体“和”是面向世界的哲学本体

中国的儒释道与马克思主义可以合一，美国的基督教与科学可以合一，那古今中西一切思想为什么不能合一，一切思想完全可以合一，这个一切之一是共同的本体，是共同话语的根源。这个“一” 是万物的本源和归宿，是具体中的一般，它不仅客观存在，而且在长期的认识与实践之后，可以探求。

美美与共，吸纳融合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已日益成为时代的自觉。“和”的包容、求真求善求美可以为21世纪最多数的人接受，可以震撼最多数人的心灵，可以解决现实社会最多数的冲突与困境。“和”不仅是21世纪中国哲学的本体，也是面向世界的哲学本体，是一切思想之共同本体。

三、本体“和”与制度

（一）本体论是形而上的非制度文化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为体，本体；器为用。

本体文化是形而上的，是根，是源，是非制度文化，是信仰的高度；制度文化是形而下的，是器用文化，是工具的层面。

梁启超将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的三个阶段总结为：先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这其实也是将广义的文化划分为表层器物、中层制度、深层信仰价值观三个文化层次。表层与中层文化属于形而下，深层文化属于形而上，形而上之最上是本体论。

（二）本体与制度是体用的关系

体用有别，亦体用无二。本体与制度既有区别，但又是实现终极价值不可或缺的两仪。

本体是方向，制度是手段。本体是对制度所以然的追索，是对制度的前提和结果的指引，是对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制度为谁而设，制度终极目标的解释；反之，制度又是本体得以贯而行之的保障。

只有制度，没有本体，制度就会走弯路，甚至迷路；只有本体，没有制度，本体就会流于空想，存于摆设，甚至贻害社会，封建社会的伪君子、假正经，以理杀人就是历史之证。

（三）不同文化层次之间需要“和如羹”的理念

无论讲仁政，还是讲和政，都是没有错的，但如果没有制度的保障，也就只是流于愚民或杀人了。和谐梦，中国梦，没有民主、法治的制度建设，那也只能流于空梦、甚至恶梦。所以本体与制度之间也需要“和如羹”的理念，两者之间互为互成。有法天下和，制度是“和”的保障，没制度就没真“和”，只有假“和”。

而制度与器物之间从矛盾的普遍性来说，制度也离不开器物的保障，不会只有善人，没有恶人，所以国家机器不会彻底消失。

本体、制度、器物，不同文化层次之间也是多元一统、生生不息的关系。

四、结  论

“和”不仅是化解现实问题的轴心，也是一而万，万而一的哲学本体。正如佛教中国化的最后解决是三教合流归于“理”，马克思主义的最后解决是百川归一归于“和”。但马克思主义和学化并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自身具体的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指导中国实践的有力武器。

本体重建与制度建设，乃至器物建设之间是体用的关系，是互为互成的关系，三者缺一不可。

提出21世纪的中国哲学本体“和” 是适应新时代、新环境的文化自觉。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和合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

［2］董京泉，《老子的道本体论及其方法论意义》，《光明日报》，2011.11.23.

［3］范曾，《和谐是构建未来地球村的蓝图》，《民主》，2007.06.

［4］邓辉，《王船山道论研究》，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

［5］杨耕，《哲学的本性与位置》，《哲学动态》，2012.11.

［6］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

［7］张立文，《佛教与宋明理学的和合人文精神》，《世界宗教研究》，1996.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