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活动很早就存在,19世纪初,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在前人的基础上建立了阐释学。20世纪,伽达默尔等人通过系统论述阐释学理论,使阐释学成为一门显学。西方文论传入中国后被当作金科玉律,来阐释中国的文艺现象,在中西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着削足适履的困境。面对西方话语的强势入侵,中国学者不断努力,反思阐释学的失误,重构阐释学的东方视角。张江在“强制阐释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公共阐释论”,为重建当代阐释学提供了中国方案。我们能否在公共阐释论的基础上,打破西方文论的话语霸权,建立中国阐释的话语体系,这一问题值得密切关注。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

　　在20世纪的文学理论发展中,强调读者的作用,这本来是合理的观念,但很快走向了否定作者和文本的极端。法国评论家罗兰·巴特提出“作者已死”的口号,作者的意图和读者的解释已成为互相排斥的对立关系。美国学者甚至夸张地宣称“文本的客观性只是一个幻象”,似乎文学批评再也不用顾及作者的本意,文本的一切意义由读者决定。这样的口号曾一度被认可,然而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其已经走上极端。

　　针对西方文论存在的弊病,张江提出“强制阐释论”概念,对其进行了批判,并进而提出了“公共阐释论”的构想。他认为,中国当代的文学阐释应该是建立在互相认可、互相交融的基础之上的一种公共行为。“公共阐释论”更多强调阐释的公共场域,对人类思想、情感、经验的认同和共享。伽达默尔曾提出,尽管人类的语言不同,但人类的心智和理性是一致的,所具有的感情也是相通的,这是阐释具有公共性的基础。

　　张江在《公共阐释论纲》(《学术研究》2017年第6期)一文中提出,公共阐释是指“阐释者以普遍的历史前提为基点,以文本为意义对象,以公共理性生产有边界约束,且可公度的有效阐释”。他认为,中国古人在创造“阐”这个字的时候,就揭示了阐释包含着开放性、公共性、协商、交流的含义。同时也强调公共阐释具有理性、澄明性、公度性、建构性、超越性、反思性的特征。公共阐释论的提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基础上,融合了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学说以及伽达默尔世界和言说的观点,得出阐释是一种公共行为的结论。与公共阐释相对的,则是“私人阐释”或“个体阐释”,张江指出,“个体阐释”始终要受到公共约束,而不能全凭读者对文本做出任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