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安全风险是一个陷阱密布的原始森林,那安全评价就是这个原始森林里的路标和警示。然而这样的路标和警示在许多时候并没有出现在危险地带的前面,以致在危险猝然撞脸甚至已然埋身时,人们才想到“安评”的隐身。

　　安全评价也称为风险评价或危险评价,它是应用安全系统工程原理和方法,对工程、系统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进行辨识与分析,判断工程、系统发生事故和危害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从而为制定防范措施和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8月16日中国青年报刊出题为《爆炸事故背后“安评”隐患重重》的文章,直指中国安评的缺位与乱象。

　　其实,我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引入了安全评价,到了2002年11月,《安全生产法》强制要求矿山建设项目和生产、储存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都应进行安全评价。生产经营单位只有获得合格的安全评价报告,才能拿到生产经营许可证。

　　然而,据一位曾多次与安全评价机构“打交道”的化工从业人员透露,“走形式是安评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需要做安评的企业太多了,大小企业都有,很多企业交了几千块钱拿个报告应付了事。”“问题太多,水太浑了,承接安全评价业务的中介机构很多是由政府部门指定,大家也默认了。”中国地质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教授、北京市安全生产专家组专家罗云介绍:“全国安评机构差不多有几千家,不同级别和行业的都有,除了甲级由安监总局审批资质以外,乙级都是由地方来审核。”不少安评机构有一定的官方背景,“一些安评机构确实存在权力寻租的问题。”罗云直言。

　　如果有科学的安全评价和防险预案,那么在天津这次爆炸事故中,相关人员就会知道消防官兵该不该贸然进入火场、能不能用水灭火、应该用什么方式灭火,知道事故之后的空气和水源对市民将会有多少的危害,而不至于爆炸事故已发生7天,却出现媒体所归纳的那样,仍有七大疑问悬而未解。

　　假如把时间前移,人们事先还应该知道,易燃易爆的化工厂应该建在什么地方,与民居应该保持多远的距离,或者民居应该与它保持多远的距离。

　　在许多事故中,我们都能看到当事者在处理事故时手足无措,在面对采访时不得要领,在善后工作时左支右绌。这都明显表现出当事者没有危机预案,没有防灾预演。而预案与预演,需要起码的安评文本作为依据。

　　因为安评缺席,当垃圾焚烧场、核电站、化工厂等敏感项目受到反对时,相关方面就拿不出精确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数据来说服反对者,只能任由公理婆理式的争论。

　　因为混乱和造假,使安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受到严重削弱,在兴建敏感项目遭到反对时,即便能拿出安评结果,也缺乏说服力。

　　科学发展的口号已经呼喊多年,但一到具体实践中,许多人还习惯于沿袭老掉牙的那一套。今年3月23日,当时的国务院安委办主任、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党组书记、局长杨栋梁就主导召开了60个危险化学品重点县县委书记集体谈心对话活动。他们怎样“谈心”?取得什么效果?昨天,正在查天津事故责任的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自己先被查了,他已无法回答这一问题,但天津事故已用爆炸声做了回答。

　　(作者是羊城晚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