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董仲舒的历史定位与评价多有议论。有人说他的“独尊儒术”“三纲五常”为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误导了中国；有人认为他从“焚书坑儒”的“火堆”中救出了儒学，对于中国长期的统一、稳定、发展、进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这两种观点，其实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历史文化观。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这一重要论述，阐述的正是当今时代我们应该坚持的历史文化观。坚持这一历史文化观，就要辩证处理好五个关系。

　　精华与糟粕。对待中华历史文化包括儒家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华历史文化总体上看是精华多于糟粕的优秀历史文化。我们应该有这样的文化自觉、自尊与自信，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批判与继承。对待中华历史文化，要批判地继承。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不能只有批判没有继承。而今，要立字当头、建设为主。对于历史文化，批判的武器是需要的，但不当的批判会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文化与政治。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虽然它反映特定阶级的文化主张，但也决不可能脱离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文化，不可能“揪着自己头发”离开自己本土的历史文化。不能简单地把中华历史文化贴上“皇权专制”的标签。

　　动力与阻力。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历史文化究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中国近代的落后使阻力论逐步成为主导，很多问题都归罪于儒家思想。实践证明，这样的认识是不客观的。1984年，谷牧先生曾指出：“有许多人认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经济发展不快，就是因为吃了这位老夫子的大亏，这是第一种看法。当代国外又有与此相反的第二种看法，认为世界二战后经济发展快的，多是儒学影响较深的国家和地区，被提到的有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香港，近几年来我国大陆也被列入这个名单。”这两种看法，一种是阻力论，一种是动力论。现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伟大成就，我们更应该认识到“西方中心论”历史文化观的局限性，认清中华历史文化的当代价值，树立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使中华历史文化更多地成为我们发展的动力。

　　本土与外来。任何一种外来文化，不论其如何高明，若不实现“本土化”，就会水土不服，难以生存与发展。

　　文/王殿卿（原载于4月21日《人民日报》，原题为《我们要有正确的历史文化观》，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文章有删节）

　　延伸阅读

　　一份“国学书单”引发的网络大讨论

　　当下，儿童学国学俨然成为一种潮流。然而，针对《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弟子规》等作为孩子国学启蒙的“国学书单”，不少人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日前，因“是否适合作为孩子的国学启蒙读物”引发的网络大讨论，《弟子规》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弟子规》是否可以成为孩子的国学启蒙读物？

　　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龚鹏程坦陈，与南北朝时兴起的《千字文》、宋末流行的《百家姓》《三字经》相比，出现于清末的《弟子规》是对《论语》“学而”第六篇的过度“咀嚼”，难以称之为经典的国学启蒙读物。

　　张女士是一所大学的副教授，在她看来，《弟子规》教导的是一种“礼”，是“尊重”。不必过度强调“理解”，更多的是为孩子种下“善根”，这些字句会随着成长慢慢融进他的行为中。

　　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徐梓教授认为：“现在很多学校对传统文化教育需求迫切，但对为什么学、学什么和怎么学等问题都很茫然，也没有能力研发教材。因此，亟须教育主管部门召集相关学者，进行顶层设计，明确学习目的，精选学习内容，制定相关标准。各地可以依据这一标准，因地制宜、因校而异地开设传统文化课程。”

　　文/陈慧娟 晋浩天（原载于4月21日《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