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根据上述对主导价值观与主流价值观两个概念的分析,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我们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是以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作为主导价值观的。从而导致一元价值观与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的失衡,也就是说,会导致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倾斜。相反,人们往往会在观念上倾向于价值观变迁之前原来的那一端,诸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等,或者在整体价值观与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与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与物质价值观之间寻求一种“观念”上的而不是行为上的平衡,但这种平衡并不是一种真实的平衡。
关键词:价值观;改革开放;变迁;文化;观念;主导;主流;世俗;生活;演变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廖小平,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伦理学研究所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价值安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研究”(14AZX019)和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价值观建设的理念定位和人格特征”(14A158)的研究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深刻变迁,但人们对价值观究竟发生了何种变迁却仁智各见。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主要发生了四个方面的变迁,即从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变迁。①本文并不探讨价值观变迁本身,而试图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几个基本特征。
一、变迁程度之急遽与平缓的交织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短短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加速转型,经济体制实现了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和转轨,实行了中国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人们的思想观念随之也发生了结构性的深刻变化。这种空前大变局,构成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基本内涵和景观。
然而,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方式、目的和步骤等各个方面都与苏联有着本质的不同。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采取激烈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方式,而是采取渐进式的稳健的改革方式;第二,中国改革的目的不是要否定和推翻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第三,在改革途径和步骤上,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并以经济改革为重点和中心,同时审慎地配合以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上述改革方式、目的和步骤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是完全正确的。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的改革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但改革的基本取向和基本方针不会也不应有本质性的变化。
由改革开放的上述基本取向和基本方针所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变迁呈现出急遽与平缓的辩证交织,即价值观变迁总趋势的平缓与间断性的转折。具体而言,中国社会的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整体向个体、理想向世俗、精神向物质的转变,其总趋势是一个渐进的平缓的过程,而不是断裂式和颠覆性的变化,但在这种总趋势中却又穿插着一些标志性的、具有观念冲突色彩的价值观转折事件,譬如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先后发生的实践标准大讨论、人生观问题大讨论、人性和人道主义大讨论、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大讨论,等等。这些致使价值观变迁的“观念事件”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相结合,促成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发生着具有标志性和转折性意义的变迁。
导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呈现急遽与平缓辩证交织局面的重要因素,还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急速性和深刻性与政治体制等其他领域改革的审慎性和稳健性的关系上。也就是说,由于提倡经济改革要“大胆地闯、大胆地试”,“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因而经济体制很快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革和转轨,这就势必导致价值观的急遽变迁。由此也可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急遽性主要反映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即一元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向个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向世俗价值观、精神价值观向物质价值观的变迁,主要发生在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之中,发生在经济体制的深刻改革和转轨之中。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常常把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失序、道德失范、价值失落等都归咎于经济体制转轨或市场经济,尽管这种归因法是有问题的,但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反映了价值观的变迁及其急遽性主要反映在经济领域和经济活动过程之中。当然,我们不能说价值观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变迁与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无关,而只是说,由于其他社会生活领域特别是政治生活领域改革的审慎性和稳健性,这些领域的价值观变迁更多地表现出平缓性的特点。譬如,在政治生活领域,我们一直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等,同时大力提倡一元的主导价值观、集体主义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因而价值观变迁就显得不那么急遽和剧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