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中原新闻网讯】由“泛民”阵营和学联等组织发起的香港“佔中”行动已持续足足一个月了，“佔中”群体中出现鱼龙混杂和暴力的情形，部分“泛民”议员近日援引《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告状，要求联合国去信中央及特区政府，在2017年推行符合《公约》的选举制度，即允许港人一人一票选特首。此举引起国际社会和中央有关部门高度关注。有评论家认为，香港虽然已回归十七年了，但年轻一代尤其是知识精英，至今还缺乏对祖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这是导致近年出现大小规模的反政府（实质上是反中央）示威和抗争活动的原因。

　　“一国”“两制”无结构性矛盾

　　有人把这些反政府对抗视为“港独”的一种表现，笔者认为“港独”已没有空间。因为根据最具权威性的《奥本海国际法》第三章第四节《独立与属地和属人权威》的定义，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土地和人民拥有排他性的主权，也就是属地和属人权威。按照有关定义，中央政府作为一国之主，对于国家领土内的一切人和物具有行使最高权威的权力。因此“港独”在香港这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已经没有任何空间，所谓“港独”只是个假命题。至于香港在回归前签署加入的《人权公约》，中央政府完全可以运用国际法中《独立与属地和属人权威》的定义，对回归后的香港实施“属地和属人权威”，即对香港回归前签署加入的《人权公约》实行国内管辖，也就是将它纳入《基本法》的框架内。而人大释法或人大决议就是实施“属地和属人权威”即实行国内管辖的体现。这种权利也是国际法所允许的，笔者想《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先生们对此应该是清楚的。

　　然而，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人热衷于挑战北京中央的这种属地和属人权威呢？有人又把它解释为“一国”和“两制”之间的矛盾。不过，据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从事研究工作七年多来的经验，结合对内地社会的仔细观察，发现内地和香港之间就“两制”而言，其界限愈来愈模糊。特别是随着近年内地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社会管理阶层特别是公务员素质和效率快速提高，所谓“两制”的差别愈来愈小，也就是说内地和香港之间的制度愈来愈趋同。

　　严格说来，“一国”与“两制”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復存在，但是，香港人和内地人在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方面还是有区别的。特别是知识精英阶层，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与内地的差异尤为明显，毕竟香港经歷过英国156年的殖民统治。据此，笔者把这种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方面的差异，归结为“殖民化”和“中国化”的矛盾，而这才真正是当前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事实上，类似这种“殖民化”与“中国化”的社会深层次矛盾，在1945年后台湾回归祖国时也曾出现过。台湾于1895年割让给日本，经日本50年殖民统治，由语言文化、价值系统乃至政治制度架构已完全实现了日本化。特别是二战爆发后，日本政府为适应战时需要，对台湾等殖民地推行“皇民化”政策，甚至强行要求台人改日本姓。1945年国民政府光復台湾之后，也经歷过“中国化”与“皇民化”的激烈冲突。鉴于当时特殊的歷史环境，国民党政权以铁腕方式去“皇民化”，由语言文化（推行中国语教育和讲国语）、价值认同到政府管治系统强力推行“中国化”政策。结果短短几年内完成了由“皇民化”向“中国化”的转变。及至1952年4月28日签订《中日双边和约》，把台湾人的日本国籍转变为中国国籍，从国内法到国际法实现了真正的回归中国。其方式方法虽然有些粗糙和过度使用强制力，但从解决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以“中国化”去“皇民化”的角度来看，无疑是效果显著的。

　　年轻一代缺乏文化认同

　　目前香港社会的政府政治架构和公务员系统，仍以“殖民化”的价值判断为准绳，公务员升迁、教职员工考核皆以“殖民化”的价值作为标准，这种价值取向上的崇尚“殖民化”和去“中国化”，必然导致年轻一代缺乏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甚至产生抵触和排拒，且随时可能爆发为一种反政府和对中央政府的消极对抗。结果是，导致香港公务员和政府系统的管治效力愈来愈低，社会分化日益明显，也愈来愈缺乏竞争力。

　　香港“殖民化”与“中国化”这一深层次矛盾，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可以预言，整个社会将长期陷入内耗并且日渐沉沦。这次“佔中”行动可以说就是“殖民化”与“中国化”这一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解决之道为何？唯有加强“中国化”和去“殖民化”。

　　作者为香港亚太研究所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