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邹诗鹏(1966—），男，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闫婧（1981—），女，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摘要：唯GDP主义对应的是理性经济人及其功利主义，但并不是传统所讲的利己主义。今日中国不仅要合理理解、还要超越理性经济人及其GDP模式，自觉追求马克思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目标，实现人、社会、环境以及文化传统的可持续发展。应在良法善治的前提下理解人的文明，把握法治与党的建设的有机统一，促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实现。全面深化改革要求实现利益格局的调整，反腐则要求切实推进制度建设，但背后依然是价值观的变革及其建设，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实及其践行。

　　关键词：人的文明；人的全面发展；良法善治；社会风气；价值观

　　学界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人的问题，并展开人学与价值哲学的探索，20世纪90年代即形成“以人为本”的理念。但就现实而言，以人为本依然显得抽象甚至于苍白，原因在于同现实的巨大的反差。今天我们习惯于强调制度文明，但是，制度文明本身就要求并体现为相应的人的文明；终究是人的文明决定着制度文明。事实上，从种种现实情况看，在强调制度文明（包括法治文明与治理文明）时，必须切实推进人自身的文明建设。本文拟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专门谈一谈这一问题。

　　一、从经济人假设到人的全面发展

　　一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实践自觉。

　　人的全面发展，显然是对古典国民经济学家“经济人假设”（即“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超越。唯GDP模式，即对应着“经济人假设”；而人的全面发展，理应成为中国发展道路所追求的目标。就此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显然不只是经济层面的任务，而且要求同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具体体现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与生态文明各个层面，并最终体现为人的文明。

　　“经济人假设”把人看成是经济的和理性的动物，把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看成人的活动的本能，“经济人假设”显然是功利主义的人性设定，“利”无疑是经济人假设所追求的“核心价值”。中国主流文化传统无疑是排斥“利”及“经济人假设”的，孔子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子罕言利，与命与仁”；非主流传统或许肯定“利”，也承认所谓“经济人假设”，甚至以孔子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或用民谚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为“利”正名。但总体而言，功利主义是受崇尚“义”的主流价值所抑制或排斥的。如前所述，强调“义”的中国传统更接近于、也更易于接受社会主义，而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传统则更易于形成“利”的价值，即功利主义价值，而后者正是通过接受“利”的启蒙及洗礼，从而完成了现代社会的价值转型的。

　　“利”显然并不等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假设”是经历早期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而形成的，是现代性的人性理论。事实上，“经济人假设”包含着“利”，但已不是赤祼祼的“私利”及“利己”，换句话说，是在新的理性化框架中把握和肯定的“利”，是“利”的合理化。功利主义也并非利己主义。迄今为止，我们实际上过于“功利化”地理解功利主义，好像功利主义就是赤祼祼的利己主义，且比利己还要利己。须知边沁对“功利主义”的定义乃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可见功利主义追求的实际上是集体价值，包括通过集体价值表达的个人价值，其完全不等于早期资本主义时代的古典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理性经济人”显然也不是欲望化的利己主义的直接放大，而是通过集体性的力量从而实现效益与福祉的增值，是集体性的功利主义，换句话说功利主义本身就是集体性的。事实上，功利主义已经开始从正面积极地考虑并推动制度规范、社会福利及相关社会政策，并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把握“利”，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它显然不同于孔子所批判的“利”，也不必因儒家批评“利”而将儒家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对立起来或等同起来。“理性经济人”本质上是现代性的产物。